要做好“烧钱”的心理准备
主导“千亿芯片项目”的武汉弘芯，草草迎来了终局。
2月27日，集微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武汉弘芯半导体现已开始遣散全体员工，其高层在微信群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结合公司现状，公司无复工复产计划，经公司研究决定，请全体员工于2021年2月28日下班前提出离职申请，并于2021年3月5日下班前完成离职手续办理；休假人员可于线上办理。
而在三年前，弘芯还是知名的“国内造芯”顶流：总投资额达1280亿元，两度入选“湖北省重大项目”，在2019年，弘芯更是聘请前台积电二号人物、台湾半导体元老蒋尚义前来掌舵，并引入了ASML光刻机，一时风头无两。
但当这个“造芯顶流”不明不白地落幕后，我们才会真正反思弘芯带给我们的启示。
曾是政策风口上的“猪”
对于移动互联网，雷军曾说过一句名言：“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放到半导体行业上，也是如此。
从2010年开始，中国半导体企业数量就一直在稳定增加，2016年之后，我国半导体企业数量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但同时企业吊销数量也开始增加。在中美贸易战正酣的2019年，我国半导体企业新增注册达9400家，注销量也来到了历史之最，为3400家。
图片来源：青财经政治环境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根据集邦科技的统计，从2019年年初到2020年6月，我国半导体设计公司从736家猛增至1362家。业内测算，2020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达到8848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20%，为同期全球产业增速的3倍。
我国也一直对芯片行业采取减免税收等政策优惠，并在2014年启用“大基金”来支持集成电路行业发展，去年八月，国务院发布了有关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细化政策，芯片高潮正式来临。
但问题也恰恰出自于此，雷军在后来解释过“风口上的猪”的含义，他认为创业成功的本质是找到风口、顺势而为，但反过来讲，一旦创业风口来临，也容易被一些投机取巧之徒利用。2017年，创始人曹山和一众丝毫没有芯片行业经验的人创立了武汉弘芯，并很快就拿到了武汉市西湖区政府的大笔资金注入，曹山等人就是凭借着政府旗号，挖来了蒋尚义和他手下的一批干将，随后又利用蒋尚义的名声从ASML那里顺利买来了光刻机。
但在光鲜背景下，武汉弘芯的问题接连浮出水面：手握百亿资金，大肆扩张的弘芯却给不起施工款；账目混乱，不少款项的去向蹊跷；光刻机到手，但技术并不先进，仅一个月就抵押给了银行；芯片老将蒋尚义虽是CEO，但没有任何实权。最终在去年七月份，武汉弘芯曝出资金链断裂问题，扯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但令人痛心的是，武汉弘芯只是一个典型案例。近两年，成都格芯、南京德科码、陕西坤同、江苏德淮、贵州华芯通等多家半导体企业陷入停摆风波，很多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投资，为了消化这些烂尾项目，地方政府只能四处找人接盘。去年十月，国家发改委特地强调，地方发展芯片造成重大损失的，将进行将通报问责。
烧钱还是骗局？
虽然弘芯事件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补贴欺诈”的批判，但锋见认为，地方半导体项目“停摆风波”，不能全部归结于那一小撮招摇撞骗之徒。
不可否认的是，上文提到的山西坤同和江苏德淮，就是典型的“骗补贴”企业。他们利用了地方对于高新产业的盲目狂热和不专业，将大笔资金纳入到自己名下，让厂房空转，最终人财两空。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不是技术和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从宏观角度讲，国家和地方大笔资金涌入高新项目，既是对建设当地产业集群建设的热切，也是半导体发展的趋势所致。
过去十年，全球半导体行业都在经历猛烈的“兼并热”，在多元的客户需求和猛烈的技术迭代面前，原有的研发成本已经难以维系。埃森哲就指出，2008年，美国市值1亿美元以上的半导体企业有130家，到了2018年仅有72家，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并购金额也从2010年的百亿美元稳步上涨，去年甚至飙升到千亿级别。
虽然我国自主半导体行业尚处于发展期，没有被大规模卷入“并购热”之中，但合资企业却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由于全球半导体行业开始壁垒化，不少资金和技术没能跟上队伍的外资企业，也只能收缩战线，这让本已谈好的中国合资企业出现了裂痕。以成都格芯为例，在建设初期，格罗方德的大厂地位基本无人质疑。但在建设前，格罗方德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重资产模式的晶圆厂也进一步拖累了它的现金流，总投资600亿、地方政府投资70亿的成都格芯工厂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说成都格芯的关停，还能说是成都市政府的专业度不足，那么贵州华芯通的停产，则未免让人唏嘘。贵州华芯通的诞生原因，是高通希望藉由合资工厂来释放对华友好态度，而贵州也希望借助引入高新企业实现转型。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2018年，高通开始逐步收缩战线，降低了服务器芯片等旁支业务的开销，而这正是华芯通的主营业务，当华为等竞争对手拿出昇龙4800服务器芯片时，华芯通的倒计时也就开始了。
虽然芯片产业受到政策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离不开市场需求。以高通与大唐合作的瓴盛科技为例，其业务模式是推广手机低价芯片，为此它在建立之初还引起了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轩然大波，许多资深人士出来指责此举为“引狼入室”。但时至今日，瓴盛科技依旧没在国内掀出什么水花，而大唐也没有通过瓴盛成功实现自身转型。
锋见认为，芯片行业（尤其是晶圆厂）重资产、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模式，本来就需要政府财政做一些适当“兜底”。虽然弘芯事件令人不齿，但我们恐怕很难指责华芯通的投资失败，芯片无论再怎么高深，终究逃不过市场规律，投资失败不可怕，无脑盲目才最可怕。
如今“芯片荒”来临，海内外半导体企业都在重拾晶圆厂模式，但这也无法否认在2011-13年半导体寒冬来袭时，各家芯片制造厂纷纷舍弃全包式的IDM生产，而启用外包性质的Fabless生产模式的举措是正确的。正是由于Fabless生产的崛起，台积电和大陆半导体产业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只不过时代在变，当芯片行业不可避免地回归到重资产模式的时候，其失败导致的亏损系数也在变大。
引申来讲，公众对于地方投资的态度也应转变，当我们赞扬合肥政府引进京东方、长鑫和蔚来的眼光时，不能忽略合肥的区位与人才资源，更不能忽略合肥投资背后的风险，当合肥敢于拿出一年财政收入的80%做投资的时候，当京东方一连数年都无法盈利的时候，我们对“投资代价”也必须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亏损不是洪水猛兽，投资这事，缓不得，但也急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