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印象深刻的报道。
英国一个工程师，经过长期的亲身观察，加上对交通事故档案的调研，在2008年给自己所在城市的议会递交了一份提案，他要求把路上的监测摄像头统统撤掉，而换成超速提示灯——当带有探测功能的提示灯发现车速超过安全值，这个灯会自动变成红色，驾驶员会下意识自主减速。他说，摄像头是一个无耻且无用的东西，它不能有效的帮助司机，不能减少道路死亡率，却在明目张胆对纳税人巧取豪夺。“一切道路预防措施的意义都是安全，但是摄像头的意义就是罚款。”
3年之后的今天，他所在的城市将监测摄像头撤掉，开展全面部署超速提示灯。虽然还没有具体数字，但是事故率明显下降。当地交管部门从善如流，甚至还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提议：在提示灯变红的同时，通过提示灯上的传感器和摄像仪，超速汽车的车牌号也将醒目地显示在屏幕上（如图）。他们说，实验证明，这种”威吓“方式特别有效，比单纯亮起红灯更能让司机在最快反应时间内减速。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工程师与社会变革。
社会变革听上去过于宏大，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已经身处其中。我们绝大多数人属于非主动、无意识地参与社会变革，比如每次发微博、转微博、评微博，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人的行为方式、政策体制的未来走向。然而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更加主动、活跃的参与社会运行。他们会给政府部门打投诉电话、给政府网站写建议邮件——尽管对于理想的结果没有太大的指望，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亲自尝试，或者哪怕只是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还有极少一部分人走得更远，他们自己参选人民代表，利用网络拉票宣传，公开自己的疑问和不满、寻求知名人士、围观群众的支持和声援……长期被利益阶层扼杀、被民众疏远的”公民社会“的呼吁，现在越来越强大。
回到正题。记得ARM前董事长Robin Saxby说过，他对工程师这一身份非常骄傲，因为有了工程技术人员，这个世界才会进步到现在的模样。如果不牵扯个人价值观或者反技术论之类的问题，没有人能否认，我们确是因为工程师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发明创造，才能享受到便利、舒适、安全的现代生活。如果，工程师能利用现有的网络环境以及参政议政的渠道，以专业、务实的技术改良者的身份，参与当前社会变革的进程，他们的声音将极大丰富那些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们的提案——大多数是律师、教授、作家出身。我甚至相信，一个活跃参与社会变革的工程师，可能比后者具有更大的变革推动力。第一，工程师更多关注具体的问题而非抽象的主义。他们较倾向于以改良者建设性的心态来发现和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能够依赖技术工具和资金投入予以解决，更快的改变现状、满足民意——从而也更容易被执政阶层所接受……
走得再难，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停下脚步。诚然，主义的问题终究不可避免，然而工程师也完全可能在社会变革中发出更大的声音、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对工程技术人员充满尊敬的人，我期待在每天热闹的网络上，看到更多工程师的建言和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