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地方很重要：《国家地理》摄影师见证上海梦:渴望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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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深入到上海市的各个阶层，从普通上海百姓的生活、政府政策及历史沿革等各个角度，为读者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新上海，展现出了上海精神。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图左）共101层，是中国国内最高的大厦，而与它毗邻的分别是金茂大厦（图中）和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图右）。
芭比娃娃在上海受到很多小朋友的欢迎。西方社会的很多时尚元素及理念都是首先进入上海，继而再逐渐向整个中国传播开来。
这种联排式住宅在上海被称为里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上海市政府就开始逐渐拆除里弄，并在原地建起了高楼大厦。摄影/布鲁克·拉尔默
<strong>2月27日报道 </strong>上海，在过去就一直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更是整个中国和外部世界进行接触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上海的发展受到阻碍。此外，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其他大城市也开始迅猛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和深圳这种有着自身优势的城市，渐渐有赶超上海的势头，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早已不如以往。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也希望借此契机恢复往日辉煌，但这次要以上海市独有的方式来进行发展。
《国家地理》杂志派出记录者/摄影师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深入到上海市的各个阶层，从普通上海百姓的生活、政府政策及历史沿革等各个角度，为读者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新上海，展现出了上海精神。以下是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盛佳慧（音译）是上海Black Luna朋克摇滚乐队的一名成员。这个乐队由5名年轻女孩儿组成。一日在午饭时间，盛佳慧把我（作者）带到了她们日常练歌的地方—一间名字为0093的排练室。房间内贴有美国著名吉他大师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照片。我进去的时候，乐队的另外4个女孩儿正在练歌。她们告诉我0093这个名字是由街道号和房间号加到一起而组成的名字。目前成功从这个排练室走出去的乐队已超过100支。在采访的时候，乐队成员使用的都是她们的英文名，盛佳慧用的则是Sammy这一昵称。
经过询问后得知，Sammy今年23岁，是乐队的主唱；鼓手名叫Orange，今年只有20岁；和弦名叫Juice，今年也是23岁。Sammy的父亲是一位传统戏剧表演家，但是她却对传统戏剧并不感兴趣，她认为应该把自己的歌唱才能运用到别的音乐领域，喜欢新事物的她最终选择了朋克摇滚。她表示：“尽管我们都很年轻，但是我们拥有远大的抱负，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歌声。”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上海也不例外。作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超级大都市之一，上海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到处都可以看到建筑工人忙碌的身影，一栋栋摩天大厦拔地而起。但是，上海的迅速发展靠的不是各种各样的建筑机器，也不是这座城市的大型建筑，而是一种城市文化，一种上海市所独有的文化—接受新事物，找回昔日的辉煌。
上海市的本地居民在穿着、语言、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上都和外来人口不同。上海本地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上海本地文化通常被称为“海派”。一直以来，上海就是中西方事物及思想互相传播的前沿。上海喜剧演员周立波表示：“在外国人眼中，上海就是“神秘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其他中国人眼里（不包括上海人），上海就是外部世界的窗口。”
在夏季的周末，上海市民喜欢到热带风暴水上乐园消遣时光。如今，如果加上超过600万的临时居民，上海市的总人口数已达2000万。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上海市也在不断的扩建。黄浦江将整个上海分成了两部分。
老建筑内的小巷。如今这些小巷都面临着被拆除的局面，但是小巷内的居民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补贴金。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上海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型渔业城镇。但不久后就迎来了发展机会（尽管如今看来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确实是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后，很多国家的外国商人都开始将鸦片运往上海，然后再将鸦片换成茶叶和丝绸运回国内。上海还专门划出一片土地，即外滩，来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时的上海已俨然成为了世界各国找寻财富的焦点之地。于是，英国银行家在上海开设了银行，俄罗斯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夜总会，美国富翁、法国绅士等各国人士都跑到上海来，希望能够大发横财。
1930年的时候，上海就已经成为了全球十大城市之一，大量的国内移民涌到了这里。但是上海却有着和其他大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当时上海的经济命脉已被国外势力所控制，整个市里社会风气底下，人人贪图享乐，是一个著名的销销魂窟（有报道称当时上海曾经一度成为全世界妓女最多的地方）。但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很多人都沦落成了难民，吃不饱，穿不暖。这时也是上海格局较为动荡的时期，中国其他地方的革命者纷纷跑到上海，抨击政府制度，同国外势力作斗争，希望能够挽救普通百姓的命运。
这批移民尽管生活非常艰苦，却逐渐成为了上海最早的城市居民，并且同当时中国国内的其他地方相比，这批移民的日子实际上还要稍微强上许多。由于经常接受西方事物，这批移民在很多方面自然而然的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影响。虽然他们接受的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日常穿着逐渐西化，而上海的经济体制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制。上海学者沈宏飞表示：“当时，上海人一直被认为是在崇洋媚外，但是通过接收国外的先进思想，我们却逐渐把上海建设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当时，上海的经济体制、社会行为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不相符的，因此在这段时期上海的发展建设有所停滞，旧社会的事物慢慢被改造。在这一时期，上海的影响力和金融实力逐渐被削弱，进而被北京所取代。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际，上海还是被勒令不许擅自发展。这样又过了近十年，上海才重新迎来发展机会。时装设计师黄梦琪表示：“当时我们一直想知道，到底在什么时候上海才能得到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近十年后，上海终于等到了发展机会。在那以后，上海市连续几年的发展速度都要快过整个中国的发展速度—上海希望重塑其过去的辉煌，只不过这次是要依靠自己，打上上海本土的烙印。20年以前，外滩上还满是欧洲建筑风格的公寓，如今这一区域却已被一栋栋摩天大楼所取代，其中就包括高达101层的上海世界金融中心。还有一个数字能够体现上海的发展速度之快：在过去的10年，上海市内外修建的道路总长达到1500英里。
还有两个多月，2010年世博会就将在上海开幕。据报道，上海市为了举办好此次世博会，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上海，先后共拨款450亿美元，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北京政府对2008年奥运会的拨款总额。拨款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两个新的机场候机楼、地铁扩建工程及外滩翻新工程。上海希望借此机会，增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金融之都。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向明晨（音译）表示：“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城市有希望成为全球金融之都，那肯定就是上海了。但是，上海不能仅仅依靠大面积的建设来成就这一点，如何重新培养上海市民的社区意识显得更为重要。”
金琪静（音译）老人今年已经91岁，她生活的小巷子早在1937年她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在上海，当地人把这种年代久远的小巷称为里弄。当时这条里弄的名字叫做宝兴村。那时候这里的居民住的都是独栋楼房，家里还有仆人服侍，出了门就能搭上人力车。
但是，现在金琪静的两层小楼里却住有8个家庭，每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楼内也并未安装管道系统。然而， 当金老太的孙子和孙媳妇邀请她到自己的公寓内居住生活时，她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她表示：“现在到哪里才能找到这么好的邻居。”
上海的旧式社区正在逐步消失。在1949年的时候，有至少四分之三的上海人生活在里弄里，而如今仅有一小部分人还住在那里。宝兴村附近的两个里弄已被拆除。但是在宝兴村内的住户还是能感受到那种社区的归属感。金老太早上买菜路过一家杂货店时，会和杂货店老板聊上一会儿天，回到自己的寓所，又会和其他已经起了床的邻居一一打招呼。到了下午，金老太就会和里弄里的其他老人一起搬上小凳儿，坐在巷子里聊天—这种习惯他们已经保留了几十年。如今生活在里弄里的居民往往住房都很狭小，因此他们都习惯在户外活动，而这时整个小巷就仿佛成了一个公共聊天室，人群中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然而，金老太和其他的里弄居民也有担忧之处，她表示：“我们一直听说这条里弄马上就要被拆掉了。”很多已经习惯在里弄生活的居民都很珍惜邻里之间的宝贵情感。金老太就表示：“宝兴村拆建后，我的很多老伙伴都会搬到别的地方，到时候要想再见他们一面恐怕就很难了。”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上海市房屋紧缺，于是大部分老旧建筑都被拆除，高层公寓拔地而起。民工潮已成为上海市建设大军的主力。如今，中国政府和对地方政府这一群体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推着三轮车的小商贩在街边售卖商品，空气中弥漫着烧烤和水果的香味。上海在保护市内历史建筑这一方面，做的要比中国其他城市好，很多革命前的大楼和银行建筑如今都还完好无损。此外，也有部分里弄成为了受保护对象。同济大学的教授阮一山（音译）一直在呼吁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来保护里弄，他认为里弄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被拆除。他表示：“政府该消除的是贫穷，而不是历史，改善人民生活并没有错，但我们不能把历史传承像垃圾一样给抛弃掉。”
不久前，有一个政府工作小组突然造访了宝兴村，并且还为宝兴村的建筑刷上了一层新漆。无论如何，金老太在看到政府此举后，顿时觉得高兴，她表示：“这说明至少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政府是不会拆掉宝兴村的。”
张欣是一位概念派艺术家，今年42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出生在一个里弄里。她喜欢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被困在笼中的小鸟。她表示：“我们受到过殖民主义的侵害，但是我们却表现得好像很心甘情愿似的。”同时，她对上海这座城市也大为不满。于是，她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带着家人一起跑到了郊区去居住。在过去的15年里，有数百万上海人搬离了市区。他们对市区喧闹吵杂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在过去的30年里，上海市居民的生活空间平均被压缩了三倍。好在扩建工程及大量居民涌向郊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区拥挤不堪的局面。但同时却也带来了负面效应，那就是上海的古老传承受到了破坏。昔日和谐美好的邻里关系不见了，人情世故变得极为冷淡等等。在郊区，会说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会讲上海话的人不多。只有在像里弄这种已经存在了较长时间的社区，讲上海话的人才占多数。住在市中心的人往往在下班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邻里之间相互来往很少。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很多人在购物时喜欢用上海话来还价，因为通常如果卖主发现顾客讲的是上海方言，一般就认定其是上海本地人，就不会乱叫价。
尽管对于张欣来说，居住在郊区很惬意，但是她还是打算搬回市区，因为自己的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她要把她送到最好的学校里面去。在中国，往往下一代才是最重要的。
陈旦旦（音译）今年26岁，是一名来自外地的建筑工，他和工地的其他工人目前正在修建上海最新的摩天大楼。每天往返工地时，他都会路过南京路—上海是最为繁华的步行街之一。每次当他看到橱窗里那些奢侈品的高昂价格时，心里都会想：“买这些东西的人肯定非常有钱，但是是我们建设了上海。”的确，如今上海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外来民工的帮助。目前，上海市的2000万居民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外地人口，他们并还没有拿到上海户口，也无法享有上海本地人所享有的各项福利。当然，外地人里面有条件的都居住在高档社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但更多的却是像陈旦旦情况类似的外来民工。他们一般都居无定所，四处寻找工作。
实际上，上海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很多外地人都成功融入到了上海文化的整体当中。这些人居住在里弄里，学着说上海方言，于是逐渐被同化了。然而，如今的外地人要想融入到上海文化当中，却是很难，原因基本有两个：一是很多外地人实际上都不想在上海定居，另一点则是上海的固有文化本身就在不断消失。陈旦旦已经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两年，但却从未想过今后要在上海定居，而且他到现在连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陈旦旦还称，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所有的建筑工程都会停止，这也就意味着他会有近半年的时间不能在上海的工地上干活。但是，世博会之后，他还是会回到这里。陈旦旦表示：“只要上海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肯定需要像我这样的工人。”
世博会结束之后，上海市的城市扩建工程还将继续。然而，不管是拆除旧建筑，还是建设新的摩天大楼，都无法反映出上海文化的一个特征：积极接受新事物。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上海是时尚之城、金融之城，也从不会对新事物进行抵触；而在中国其他地方，厚重的历史往往比新事物的份量要重得多。上海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不断的向全世界展现着自己的魅力。
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地理》三月刊专题故事 编译/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