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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3月05日 22:33经济观察报
曾强
一
首先必须承认,最近30年,中国的商人是非常幸运的——搭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特快专列;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人被迅速膨胀的发展裹挟着在一条无尽的轨道上向前,向前,再也无法停歇或切换跑道。
过去几年,我曾经跳离这列飞驰的火车:生活,反思,同时也酝酿重新起步。
从1989年离开政府到2009年,从海外到国内,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前10年做了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和跨国并购,做得非常成功,后十年做运营,就不是很适合。
我做的电子商务公司实华开错过两次上市的机会,也错过了几次并购的机会。部分原因是公司有很多大的股东代表,来自于德国、瑞士,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说服这些人——成也国际化,败也国际化。后来实华开和中东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合并,之后又做过物联网。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领域,实华开被赋予了开风气之先的使命,然而,没有享受到繁荣后的果实。
反思之后,我自己也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合适的行业、合适的人、合适的商业模型,做一些合适的事。我最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帮中国高速增长的企业找到资本、人才和并购的目标,完成他们从一个高速增长企业到行业龙头企业,再从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到世界的行业龙头企业的转变。我想把我过去一些失败的教训分享给他们,反而更有说服力,更能够帮助企业家少犯错误。
帮助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这是我一生当中出现的具有最大商业机会的一个市场,大概有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将会在今后三年内形成。如何让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企业进行沟通,需要有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人。我想,凭我这么多年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也许这是我的一个机会。
鑫根投资是以本土为根基面向世界的投资银行,我们的定位是希望打造中国的高盛。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是爱国者,2009年1月1日,我们帮爱国者融了两个亿,我们也希望在今后一段时间帮助爱国者,在行业增长、海外扩张、进一步并购和融资方面,发挥我们的独特作用。这之后我们和法国、德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客户有了合作,已经签约的有十多个。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世界投行都没有事干,但我们可能是最忙的,签了十几个客户,而且 2010年也已经全部排满,我们的目标这次定得更加宏远:在今后10年成为世界投行里的一个玩家。现在应该说是刚刚起步。
二
当初选择了商业,因为我是学数学的。数学家、诗人跟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都是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你想写的东西。诗人是靠想象力写诗。企业家是有一个想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实现目标;数学是在一张草稿纸上反复演算,最后有一个解。数学的快乐我体验过,伟大的数学家会被人们记住;伟大的诗人能够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也会被人们记住;但五百年以后,现在的企业家有谁能够被人们记住呢?今天中国的企业家,财富都足以让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但是能留给后人的是什么?
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经济体用30年时间完成了成功的改革,但却没有被世俗的诺贝尔奖所青睐。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谁解决了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成功转型,还让它如此兴盛?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没有人去思考和研究。
这是我们这代企业家的悲哀。
商业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工具。我更感兴趣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做一件兼具思想性和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这件事情需要比较多的物质去支持,可能需要以亿为单位的现金,但我不希望用别人的钱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挣钱并不是难事,关键是挣钱以后干什么。
三
我并不认为商人是中国最好的职业,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也就是20多年。这20多年,他们要做太多的事情。企业内部的管理,人才的流失,市场的流失,资金的短缺都要面对,外部还有竞争对手、诽谤、政府监管、关于原罪的指责、社会责任等等,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累的。承担这么累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思想早已澌灭了。他耳朵得听领导的,鼻子得闻闻市场下一步怎么走,嘴得管这么多人吃饭,手要去抓一些权力,脚还要踩在不同的路线上,他所有的器官都已经被不同的绳子向不同的方向牵引,你觉得他能够思想吗?我认为这一代企业家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他们为了中国早期商业市场的形成,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比如王均瑶。这一代人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拥有并成为拥有品的奴隶。他们基本都是背着这么一个十字架,非常不幸。
而且中国商人一定要明白,在国家里边,任何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家群体,都不可能和目前的权力体进行抗衡,只能在权力所划分的范围内低调地发展,任何张扬、木秀于林的事情都会被摧折。从俄罗斯到中东很多企业,从南韩到东南亚第一代企业家,都是一样。中国企业家会重复很多周边国家的东西,因为他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在过去的三千年,中国始终是一个权力维系的金字塔,社会的统治完全是靠权力的。老百姓习惯听命于权力,习惯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近30年之内,才出现一个非权力的市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非权力经济。非权力经济所构成的社会影响力在过去20年刚刚形成。前面几千年不变。所以从由权力为主导的国家,变成由权力和金钱共同主导的国家,我们正处在转轨时期。
中国在过去20年当中,做了最平缓的转移,从权力到权力和金钱的 “双轨制”。如果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原罪的话,可能还做不到今天这样。这些企业家如果到了西方,都是创业家,他没有犯任何错。但是不幸的是你生活在中国,你的时间和空间是在这里,是从权力向权力和货币双重体制转轨的早期,所以你要付出代价。
但是从中国自身来讲,从中国商人地位来讲,几千年历史上最高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在1989年写过一篇文章,谈了中国以权力换取货币所带来的腐败,和以货币收买权力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20年以后再看,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所不同的是比例可能从99:1变成70:30,有明显好转。商人的地位在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的,你可以开一辆奔驰在大街上走,而领导、省长是开一辆奥迪,这些企业家打着高尔夫,一天花着几千块钱,而教授工资可能才几千块钱。中国商人能够跟权力走得这么近、这么模糊地亲密在一起,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商人最安全和地位最高的时候,但这是一个短暂的花絮,还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我们还要再看30年。
现在中国的企业只能向外输出资本和工业品,外部对我们的态度很消极。从操作方式来讲,中国人用自己的人去管理美国的企业,如果买一块地也许还可以,如果买一个好莱坞的创作型的企业百分之百是要失败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密集的公司。中国公司在海外最大的问题是还远远没有到文化输出和思想输出的层面。怎么让软实力发展起来,这点我们做得还比较差。
单纯从商业思想上来讲,很多美国的管理学家,会去研究日本一些公司的模式,包括丰田的经营生产方式,但中国的公司没有贡献出这样的东西。我认为商业是可以产生思想的,你如果是成功的商人,你会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你本身的成功会增加别人的信服力,同时资金的积累会增强你获取思想素材、整合思想的能力。另外,当你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以后,你会有一种看透的心态,应该说有更大可能去成为思想家。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企业家都是有了钱以后,就没思想了。如果他很有思想,又做不大企业了。
从商业上来说,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批企业家成为世界资源的整合者,更没有一批影响世界影响世界管理思想的人,也没有一部大片或文艺片影响世界的娱乐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农村小伙进入五星级酒店,穿着阿玛尼,气质仍然是乡土的;然而,揣着贵族们所没有的激情、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决心——这是我心目中中国商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
(作者系鑫根投资创始合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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