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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金融危机正威胁着欧元的存亡。当年欧元刚创立的时候,许多人对其长期可行性表示担忧。当一切进展顺利时,人们便忘记了这些忧虑。然而,如果部分欧元区国家受到强烈的负面冲击,应该如何作出调整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由于欧元区国家采用共同的汇率,并且统一地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它们的政府因此失去了两个刺激经济以避免衰退的措施。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措施呢?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为一个成功的单一货币列出所需条件。欧洲当时并未符合这些条件,现在也是如此。废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壁垒,制造了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但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却使欧元区不能实现像美国那样的劳动力流动性。
此外,欧洲无法帮助那些面对严重问题的成员国。以西班牙为例,它的失业率是20%——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超过40%。金融危机前,它尚有财政盈余;危机爆发后,它的财政赤字飙升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根据欧盟的规定,西班牙现在必须削减开支,但此举很可能会加剧失业率。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对改善财政状况的帮助也有限。
一些人希望这出希腊悲剧能让欧盟决策者相信,不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包括财政援助)欧元将不能成功。但德国(及其宪法法院),部分在民意的影响下,却反对为希腊提供所需的援助。
对于许多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来说,这一立场是很奇怪的。这些国家动辄数十亿美元来拯救大银行,但却认为援助一个有着11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应该的!此外,我们也不清楚希腊需要的援助算不算是种“救济”:用来拯救像美国国际集团的资金是不太可能收回的,但以合理利息借给希腊的贷款,却是很有可能获得偿还的。
希腊危机对欧盟小国的教训
欧盟为稳住市场而作出的一系列折中建议和模糊承诺均未达到目的。15年前,美国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7国集团筹集资金来援救墨西哥。现在,欧盟同样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力制定出一项援救计划。问题是,它们会把什么条件强加在希腊身上?负面的影响又会有多大呢?
对欧盟中的小国来说,这次所应吸取的教训很明显:如果它们不削减预算赤字,将很可能遭受市场投机者的攻击。在没有接受痛苦且适得其反的扩大经济周期预算节制措施的情况下,邻国也不会给予足够的帮助。当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时,它们的经济很可能会萎缩——全球复苏也会因此受到阻碍。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欧元的问题可能更有帮助。美国一直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贸易)盈余不满;但是,如果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德国的财政盈余比中国还多。假设用欧元区总体贸易的平衡水平来定价欧元,那么德国的盈余就意味着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赤字。这些国家的进口事实上比出口多,更让它们的经济变得比较薄弱。
美国一直抱怨中国不肯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然而,欧元体系意味着德国对其他欧元区国家的汇率不可能上升。如果汇率可以上升的话,德国的出口会变得更加困难,它以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也会面临挑战。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将能出口更多产品,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失业率则会下降。
德国(就像中国)将其高额的储蓄以及出口视为优点,而不是罪恶。但凯恩斯曾指出,盈余会导致微弱的全球总需求——有盈余的国家会对其贸易伙伴构成“负面的外部因素”。事实上,凯恩斯相信,对全球繁荣构成威胁的是贸易盈余国而不是赤字国;他甚至建议对盈余国征收税款。
目前的安排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应该是不能让人接受的。那些因为全球衰退而赤字高涨的国家,不应像10年前的阿根廷一样,被逼入死亡螺旋。
人们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让这些国家采取相当于货币贬值的措施——全面下调工资。然而,我相信这是无法实现的,让人人都承担后果也是不可接受的,社会矛盾也会加剧。这个方案只是个幻想。
第二个方案:德国退出欧元区或者把欧元区分为两个子区域。欧元是个很有意思的试验。然而,就像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在欧元出炉前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一样——它因为英镑于1992年受到市场投机者攻击而瓦解——欧元缺乏让它有效运作的必要体制性支持。
其实还有第三个方案,欧洲可能会意识到是最有希望发挥作用的:进行体制性改革,包括早在实施欧元时就应该建立的必要财政框架。
一切都还为时未晚,欧洲可以从现在开始进行这些改革,实现推行欧元时的团结一致的理想。但如果欧洲不能采取这些行动,那承认欧元失败再各走各路,不要为了维护一个有缺陷的经济模式,而加重失业和人民的痛苦,会是更好的作法。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英文原题:Can the Euro be Sa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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