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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民赵作海被屈打成招,冤狱坐了11年。只因为“被害人”又“活了过来”,这才重见天日。据 5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赵作海出狱后,有“法院带来的记者”问他“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再问还要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众人散去后,赵作海坐立不安,反复躺下又起身,最后喃喃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对此,马少华先生的评论是:赵作海被那个记者“诓”出了一个感谢。但是,因为这样的感谢未及深思,所以后来又被他自己否定了(《法院带来的记者与复杂问题谬误》,5月15日《南方都市报》)。看来,赵作海兄弟虽然坐了11年冤枉牢,脑子还不糊涂。他几乎本能地意识到,那个记者提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问题是个“问题”。
马少华先生告诉我们,这种“有问题”的提问方式,学名叫“复杂问题谬误”。其特点,是在提出的问题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倾向或结论。比如“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其实就包含着“你不喜欢张三”的结论(或者前提──引者注)。“你要感谢谁”也一样,即“你肯定要感谢谁”。然而实际上,你并不一定不喜欢张三,也不一定要感谢某某。显然,这在逻辑学中属于一种谬误,所以有此学名。
不过,这学名恐怕也忒学院了一点。依我的土匪脾气,应该叫“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诱供当然比逼供“文雅”,但本质上没多少区别。比如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只要回答哪怕一丁点理由,你就座实了“不喜欢张三”的“罪名”,等于“不打自招”,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给“卖”了。所以,这种提问方式,比严刑逼供更阴险,也更恶毒。
或许有人会说,又是阴险又是恶毒,你也太夸张了吧?对不起,一点都不夸张。马少华先生告诉我们,所谓“复杂问题谬误”,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脑筋一时转不过来的人”的。什么人“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呢?只能是弱者。他们或者弱智,或者弱势,比如被审问或者被盘问。这时,他们心里原本就紧张,哪里还能够“脑筋急转弯”?
那么,又是什么人能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弱者呢?也只能是强者。或者大权在握,可以生杀予夺;或者居高临下,可以先声夺人。哪怕只是一个记者,因为掌握了话语权,也是可以这样对付弱者的。赵作海一个刚出监狱的农民,哪里顶得住?
如此恃强凌弱,大家说算什么事?
其实不要说赵作海,便是聪明绝顶如李承鹏,不也中了套么?那男记者问他,赚得眼球,拉动人气,赚了稿费,这就是你们出书的目的吗?李承鹏居然接茬,还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为什么“不是”,活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罪嫌疑人”,极力在洗刷自己。如果李承鹏读了马少华先生的文章,就会知道这种提问方式,是早被悄悄置入了倾向或结论的。这些倾向或结论就像地雷,已经作为逻辑前提预设在那里,单等你来送死。
其实不要说李承鹏,便是我,同样招架不住。比如那主持人问“你质疑余秋雨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就也是置入了倾向或结论,或预设了逻辑前提的──但凡质疑名人,都是为了炒作自己;如果本人也是名人,则一定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
然而糟糕得很,我跟赵作海、李承鹏一样,也是“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只觉得不对劲,便脱口而出说“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结果怎么样呢?被骂作“毒舌门”。当然,下回就有办法了,可以说“拒绝复杂问题谬误”。
不谦虚地说,我和李承鹏,已经不算“弱智”或者“弱势”,尚且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落入陷阱。换了没有媒体经验的人,还不定被欺负成啥样。这样的“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难道不阴险,不恶毒?
相比之下,那个“法院带来的记者”,就已经很善良了。虽然这个记者也很不靠谱,居然在当地官方向赵作海道歉时,去问他“要感谢谁”,好像赵作海应该感谢道歉者似的。但毕竟,该同志并没有像对付李承鹏和我那样,或者像挨了“中华女”一耳光的那位美眉一样,预设一个“道德污名”,只不过想弄点歌功颂德或感恩戴德的话回去交差。马马虎虎,也可以理解吧!何况赵作海也确实有“需要感谢”的人,这就是本案中的所谓“死者”。那人如不“活了过来”,赵作海还不得“把牢底坐穿”?
可惜,这不是记者要的答案。
也许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采访结果,一些记者干脆把自己需要的答案,赤裸裸地替采访对象说出来。比如“五一劳动节”那天,有某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在工地采访。那记者问:今天全国人民都放假了,你们却在工地挥汗如雨。但是,你一想到这建筑落成后,市民就能得到很多快乐,你的心里就特别高兴,是不是?
那位工人又能说什么呢?也只能说“是”吧?
于是,记者跟工人握手,感谢他的“配合”。然后,他又再“挥汗如雨”地跑到别的工地,去问同样的问题。答案,当然也是同样的。最后,我们的屏幕上,便满是“工人阶级的高尚情操”,红旗如海,歌声如潮,残阳如血。
这当然很好,很正面,很主旋律。只不过,这还是新闻,还是采访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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