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存在“崩溃”的可能？(图）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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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率先恢复GDP的高速增长，在大多数人看好“中国模式”率先复苏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主持：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殷俊
嘉宾：
陈 平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如同对其他许多经济现象的看法一样，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预期。
随着中国率先恢复GDP的高速增长，在大多数人看好“中国模式”率先复苏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特别是中国政府遏制房地产投机的政策引发股市下跌之后，从投资基金经理到投行分析师、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所谓“新崩溃论”乘势再起。
在质疑者看来，当下的中国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日本一样，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资产泡沫、不良信贷，是内需的不足，是货币政策的两难和不完善的外汇制度，这些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导致“中国奇迹”的崩盘。
新“中国崩溃论”是杞人忧天、耸人听闻还是先见之明？是否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刊特邀请了数位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研究的经济学家，就此展开对话，期冀在思想的碰撞中为读者打开一扇观察中国经济的窗户。
<strong>崩溃还是持续发展？</strong>
《财经国家周刊》：你们如何看最近日益高涨的新“中国经济崩溃论”？是故意唱衰中国经济还是确实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
谢国忠：国外的一些基金经理和媒体们往往会追求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效应，探究其背后的深意可能发现——没有深意，只想引人注意。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也不了解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只能通过惊人之语来提高声音。
相反，一些已经在香港有十多年从业经验、专注于大陆市场的基金经理们的态度应该引起关注，因为他们了解大陆的行情。
但不管这些质疑者如何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经济的增长模式确实问题不小，这是事实。
张立群：之所以国际上有所谓“崩溃论”的声音，我认为是陷入了美国经济框架的思维方式。以房地产市场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有巨大的居住需求支撑的，而这些需求是由收入和储蓄提高所支持的。这与美国靠次级债支撑住房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房地产繁荣差别很大。
次贷危机以前美国房价大涨、楼市繁荣，是靠高杠杆来维持的，所以他们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也认为有泡沫。但国内外的经济增长所处阶段截然不同。
顾海兵：对海外的一些评论，不论是什么观点，都没必要过度反应。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国内提出的许多问题都熟视无睹，对海外的议论却大惊小怪。
具体到所谓“中国经济崩溃”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衡量的指标是什么？从一些公认的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和当年的日本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当年的日本已经是“发达后”，而中国还处在“发展中”，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是不是存在房地产泡沫？当然有。但是中国还有巨大的人口，还有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空间，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本面都没有变化，相比之下资产泡沫的问题就不是主要的了。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没有崩溃，不会崩溃，但也不等于不存在严重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变成可持续的发展。
陈平：你去关注西方媒体或者学界的言论，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人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了，这个不足为奇。
在2004年全球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学派的克拉斯穆尔·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大萧条》。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是，虽然预言中国经济会面临一个大萧条，但却认为大萧条后美国经济会衰落，中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如今看来，这样的判断更有先见之明，就是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却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事实上，中国的表现比他预言的更好。中国成功的一个经验，就是利用别人的失误，抓住自己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要从美国那里学到经验，不能让金融利益集团绑架决策，防止在房地产领域出现大的风险。
<strong>房地产泡沫与选择性从紧</strong>
《财经国家周刊》：新崩溃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楼市泡沫破灭可能最终引致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你们如何看待如今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又如何判断此轮调控新政？
陈平：房地产投资确实存在很大的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威胁就是对制造业的挤出。在这个领域货币政策收紧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我以前建议的“选择性从紧”。
但是中国的股市并没有泡沫，不仅不应该收紧，而且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上市，这样老百姓口袋里多余的钱就可以投到这些中小型民营企业去，去带动技术更新发展，否则他们就只能投向房地产。
谢国忠：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经济的增长模式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目前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依靠房地产来实现GDP的增长，同时房地产领域的一系列数据都以稳定人心和稳定增长为主要目标，并没能反映真正的房地产过度投资的现象。
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在中短期出现很大波动，这要视政策而动。当前的楼市政策变化相当频繁，而抑制的对象也在不断调整。政府往往以处理“家庭纠纷”的态度来看待楼市的调整，哪一个孩子或者哪一个群体利益诉求更强烈，政府就会制定相应倾斜的政策。
但中国房地产政策的长远目标是什么？这个根本思路要稳定下来，需要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以新加坡为例，政府确定楼市政策的主方向是满足住的需求，于是新加坡80%的人是住公房的。那么中国楼市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定下来，才能有一套稳定的房地产政策，然后才能再去谈这个政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刘元春：房地产泡沫确实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把它说到经济“崩溃”的高度，言之过重。
去年底到今年第一季度，房价上涨过快。但是中国市场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房地产杠杆率很低。首先，中国的开发投资杠杆仅5.8倍，横向比，在国际上是较低水平；纵向比，在2000年02001年间，开发投资杠杆率曾一度达到7倍以上，因此目前也不是中国市场上的历史高位；其次，购房者的杠杆率在中国特有的消费理念下更低，仅2.3倍。所以，出现房地产市场波动引发银行系统风险、经济增长震荡这种连锁反应的概率非常小。
张立群：中国房地产释放出的是强大的需求信号和购买力。一方面是城市人口本身存在大量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城市化推动下，越来越多人流向城市,于是在供不应求的局面下出现了房价上涨。
去年底开始的房价大幅上涨具有其特殊性，是大量产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造成的结果。这种快速上涨的房价，不是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能承受的，因此会抑制自住性购房需求，也会抑制房地产企业开发投资，抑制新的房源供给（由于价格大涨必然伴随大落，因此房地产企业会产生不好的预期，不敢高价购地、建房），所以必须予以治理。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房价上涨的势头被初步遏制，部分地区出现下调的迹象。这恰恰为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是崩溃，而是逐步走向健康发展轨道，我们应该增强对房地产未来持续较好较快发展的信心。
<strong>过度投资VS消费不足？</strong>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在信贷扩张之下，正在走吹泡沫的路线。过分的信贷扩张给银行系统带去了莫大的压力，买单者却是全国的消费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从而制约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你们如何看待上一轮信贷扩张中所隐藏的风险？中国经济是否受到消费不足的严重制约？
刘元春：信贷扩张背景之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确实是目前经济面临的另一大挑战。但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处于相对安全的范围。
我测算过一个数据，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账面负债加上隐形负债，并未超过100%的GDP，而世界上不少国家负债总值均超过100%的GDP，有些国家如日本甚至超过200%的GDP。
去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存在的风险反而可能催动一系列改革。例如地方政府大上基建项目、政绩项目引发的过度投资，会让银行在未来面临一定程度的呆坏账风险。因此，政府财务运行的透明化应该借此推进。另外，地方政府融资的快速膨胀可能会再度引发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不平衡的问题，因此也面临着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调整的问题。
顾海兵：中国经济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消费受到挤压。如同许多领域不向民间投资开放一样，民间消费也受到许多制约，当然这两方面又相互联系。比如民间资本进入航空业很困难，同样对私人航空的消费也受抑制，背后都是管制的存在。所以问题不是投资过度或者消费不足，而是民间的投资和消费都受挤压。
陈平：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消费不足，也不是投资过度，而是创新不足。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缩小贫富差距，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通过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先例，因为这个阶段民众的需求就是有限的。有些做法只能削弱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加剧企业生存危机和就业危机。
在投资方面，我们过去在硬的基础设施方面投了很多钱，但是对于“基础制度”投资却很不足，这就影响到了经济的竞争力。我主张中国政府“推动内建”，要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更要推动建设创新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奠定可持续的财富增加的基础。
<strong>政策困境VS持续增长？</strong>
《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在抑制过度投资与投机的问题上是否存在政策两难？同时，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抑制流动性泛滥和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前是否存在取舍？从这些方面综合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
刘元春：这些问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之所以政策存在进退取舍的两难且实施效果不佳，是目标本身就存在偏差。我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过高的标准，超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现实。
从需求来看，中国居民目前的大量消费均堆积在住房和耐用消费品上，这样的需求档次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那么这必然引导出这些领域的大量投资。而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到当前这个阶段决定的，并非从意愿上希望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便能达成的目标。
按照当前的消费需求结构，我认为当前的投资重心仍会在“十二五”阶段继续保持。
谢国忠：如果政策总是强调自身的“骑虎难下”，那么就必然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总是强调政策需要保持高增长才能保住就业和民生，抑制泡沫和结构调整就会很难达成。
实际上，我认为GDP是否高速增长与目前的就业关系已经不大。一方面是传统制造业劳动力不足，出现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这个结构上的问题本身便说明经济缺乏真实的、高增值的空间，因此大学生这个应该创造高价值的人群反而缺乏平台。可以说当前的GDP增长模式难以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今年的经济将面临持续上升的通胀压力，是由于本身存在投资过度与产能过剩，因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会在今年暴露出来，而很可能是在2012年。
届时，再加上美联储升息到一定幅度导致国际游资有大举撤出的风险，中国货币当局就将不得不采取较大程度的加息，而那也将是楼价和地价最受挫的时候。
顾海兵：中国经济的问题，常常是中国人自己能看得更深刻，自己的鞋子自己知道松紧。其实许多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人都在提，比如市场化程度不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等。正是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使得中国经济虽然能继续维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但这种维持却不是可持续的。这些才是问题的原因，而经济数据表现出来的只是现象。
我认为未来决定中国经济是继续维持，还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个问题要在制度上及时解决。
<strong>质疑者说——中国经济形势之辩</strong>
近期，海外质疑中国经济走势的言论再起，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卷土重来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马若斌 栾力夫
2010年初，当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发出“中国走向硬着陆”的言论时，他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一片看好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测当中。
在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4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后，中国经济过热成为数家金融机构分析师的共识。
伴随中国调控房地产措施的出台，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亦卷土重来。有“末日博士”之称的投资者麦嘉华（Marc Faber）预言：“中国经济将在接下来的9~12个月内出现硬着陆。”而查诺斯更是早在2009年底就开始探讨如何从“中国的崩溃”中渔利了。
<strong>泡沫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破灭</strong>
在查诺斯看来，中国大量投机资本涌入房地产板块导致的问题，是“迪拜问题的1000倍，甚至更糟”。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则在今年2月预测，中国泡沫将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破灭。
针对楼市的狂热局面，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措施。对于措施能否奏效，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教授认为，中国房产泡沫和资产泡沫的根源症结，在于过剩的流动性、飞涨的信贷数额和过低的金融成本。因此，“打击房产投机的手段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政府或许可以把投机热潮从房产市场赶出去，但无法消灭它。它只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预计，通胀将成为今年下半年中国最大的担忧，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上涨，从工资到粮食和蔬菜价格。”加拿大皇家银行(RBC)驻香港策略师布赖恩 "杰克逊(Brian Jackson)认为，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信贷是经济过热最突出的领域。
<strong>信贷过剩导致国内消费不足</strong>
“信贷吹起的中国泡沫将在十年内造成一场区域性衰退。”罗格夫认为，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增加了其泡沫风险。
2010年3月，花旗银行曾警告说，4万亿刺激政策催生的地方融资平台不良贷款规模，可能会在2011年膨胀到2.4万亿元。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的首席分析师彼得·蔡汉（Peter Zeihan）分析说，“经济衰退时期，中国增发了两倍的贷款以维持经济活动，全年新增贷款对GDP增长贡献三分之一。这种规模的贷款产生大量坏账”。
有观点指出，中国十年前出现的巨额不良信贷并未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本轮信贷也能够如此。但迈克尔·佩蒂斯驳斥道：“中国为其银行危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虽然并非以银行系统崩溃的形式出现。”
他认为，中国央行较低的借款利率减缓了不良信贷的堆积速率。同时，央行扩大了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的差距，从而增加银行收益，使得中国的家庭被迫为坏账买单，消费增长被严重抑制。中国内需的不足一度为旺盛的外部需求所掩盖，但金融危机后外需迅速减少，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就凸显出来。
佩蒂斯认为，如果再次出现不良信贷和政府债务高峰，巨额的不良信贷会进一步抑制消费增长，终究“带来持续多年的、低于正常水平的增长，如同近20年来的日本一样”。
<strong>打压投机的两难选择</strong>
对于如何终结当前的投机热潮，迈克尔·佩蒂斯提出了两种途径——提高利率和降低流动性。但他同时认为，这两种选择都颇为棘手。
他分析，若升高利率到足以抑制投机的程度，一方面会令贷款者无法承受，另一方面也会影响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经济的增速。同时，大幅提高利率之后，中国将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不升值，又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外贸摩擦，甚至带来贸易战的风险，而中国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
佩蒂斯同时认为，只要中国坚持控制汇率，贸易顺差就会不断带来更多外汇储备，从而使央行很难有效控制国内货币供给。而另一种武器——借贷限额，也会影响依赖投资的中国经济。
迈克尔·佩蒂斯认为，当政府调控带来的市场恐慌逐渐消散时，市场也许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随后会再次爬高。但他担心，尽管人们目前关注抑制经济过热，但也许很快就会转而担心经济低迷，而那又将引起新一轮的、终将导致过热的举措。
（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