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一个工人的富士康八年 - 职业发展 - 电子工程师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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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陈伟良离郭台铭最近的一瞬间，他冲动地想过去说点什么，但蜂拥而至的记者让他失去了机会。5月26日，媒体开放日，富士康龙华园区食堂门口，被记者们挤走的陈伟良觉得自己富士康的八年和这一刻是一样的：被人潮裹挟，离梦想远去。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电子游戏中，陈伟良花了八年时间从富士康的“不铨叙”员工“升级”到“铨叙”员工师1级别，离“通关”则还有整整14关。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多愁多梦的八年青春时光里，他在不可抗拒的系统里随波逐流，感觉自己逐渐变成了漫长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环节、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 钉。

　　上岗

　　在这个工业“巨无霸”里，所有一切都井井有条。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每张办公桌上摆放茶杯的位置都应该是一样的

　　八年前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 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

　　这是陈伟良的第一份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富士康成为中国大陆最大出口企业，郭台铭则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

　　“这应该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工厂。”陈伟良说。富士康是个“巨无霸”式的工厂，深圳龙华园区是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在大陆最大的工业园区，总面积 2.3平方公里，从南门走到北门快的话30分钟，慢的话要50分钟。

　　在这个工业“巨无霸”里，所有一切都井井有条。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每张办公桌上摆放茶杯的位置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这能够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标 准化的流程同样希望每个工人每天有差不多相同的劳动量、差不多相同的休息时间，因为这能最大限度地科学利用劳动力。

　　在富士康，流程和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尽管在执行中难免会有些走形，但不停运转的生产线至少可以限定工人一天必须做多少个动作。

　　富士康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员工进公司的第一堂课就是军训，列队出操。“这是学习尊重规则、尊重秩序。每一个员工都是一 个士兵，指哪打哪，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虽然在学校里也没这么严格过，陈伟良还是很愿意遵守这样的半军事化管理。

　　与半军事化管理相对应的，是墙壁、楼道等很多地方充斥着的“富士康式”标语。其中最出名的一句是——魔鬼藏在细节中。

　　陈伟良在富士康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这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他正式上岗。

　　富士康的管理有三个秘诀，一是流程化，把入口到出口之间的工作细分为若干个节点；二是专业化，每个人只做流程中的一节；第三是标准化，动作、工 具与原料都标准化。

　　在富士康，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 几个单调的动作。

　　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 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正是依靠对流水线工人的科学管理，富士康在2005年做到了“982”，意思是98%的产品可以2天内出货，这个速度，整整领先了其他同行3 天。郭台铭也随之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巨子。

　　不满

　　工人每工作2个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很多男工都利用这个间隙跑到车间外面抽烟。每个人看着近处、远处的高楼，享受片刻的放松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郭台铭的创业史被口口相传，创业初期的神话让陈伟良听得热血沸腾。“这才是效率！这才是管理！”当时只有19岁的陈伟良感叹 说。

　　但他对郭台铭的赞美和崇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掺杂进了不满。

　　陈伟良没能和同学分到同一个事业群，这里有11个事业群，如果不是在一起上班的话，想见上一面就很困难。陈伟良的宿舍里住了八个人，没有一个是 他的同乡。由于基本上每天一半人在睡觉，一半人在上班，大家相互之间很难有交往，甚至一个月也说不上几次话。

　　有一天，陈伟良不小心弄丢了一双“贵人鸟”的鞋子，这让他很心疼，但也想不出办法找回来。他说：“你几乎不相信，睡觉的时候手机是要放在枕头下 面的，有的人甚至直接拿在手上睡觉。”

　　他想和同乡住到一起去，在这个庞大的“巨无霸”中，有20%的人都和他来自同样的地方。但这个看上去简单的想法很快被他的主管拒绝了。

　　陈伟良不知道这是一个“科学”的安排。在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毛寿龙对富士康的这一安排作出的解释是，同一个 地方的人错开安排是为了效率先行，有效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陈伟良只是感到工厂的安排有些不人性化。这里的宿舍没有一张桌子，这里的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私人友谊，他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看似很简单——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话就可以拿到奖金，但会上迟迟凑不齐三个人来参 与这个游戏。几乎所有入职的新员工也同样说不出所在事业群老总的名字。

　　不久后，陈伟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受到了老员工的呵斥。他对粗暴的态度有天生的反感，有时候会忍不住起争执，这一度加强了他想离开的情绪。“但是 能到哪里去呢？学历不高，离开富士康去的可能是个‘穷士康’。”离开，不过是一时的想法而已。

　　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会调一次薪。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 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铨叙和不铨叙两种。铨叙又分两级：员级、师级。员级 再分为1~3级；师级则细分成1~15级。

　　铨叙，本是旧时一种叙官制度，按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在富士康，大部分流水线工人被归类不铨叙，也被普遍称为临时工或者普工；运气 好的，也许几年后有机会转为铨叙员工，在企业正式“入籍”。

　　“我一来就是‘不铨叙’，来了三年都还是‘不铨叙’。”陈伟良说，相比而言，升职快的人，一年多时间就可以从“不铨叙”转为“铨叙”。

　　“我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陈伟良说。这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落。

　　谈话间，陈伟良不停地抽烟，在每一次欲言又止或不满时，他都习惯性地拿烟堵住嘴巴。他抽的是“红双喜”，这种烟在这里很常见。

　　抽烟是进工厂最容易染上的一个习惯。工人每工作2个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很多男工都利用这个间隙跑到车间外面抽烟。他们习惯性地蹲着，不怎么 说话，每个人看着近处、远处的高楼，享受片刻的放松。

　　“台化”

　　公司的“台干”里把相互聊天、发牢骚叫作“打屁”，意思是“废话”、“屁话”

　　陈伟良开始学着改变自己。

　　在富士康，大部分人都知道郭台铭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你周遭的人，就决定了自我的格局。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看得比较长远，空间就比 较宽广，就不会对得失看得太重。

　　陈伟良决定把得失暂时放一放。在富士康，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服从”，“比如不能越级汇报，只能和你的直属上司汇报。”陈伟良说，这里的等级制 度很森严，“最好是无条件服从。”

　　“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在富士康有这样一条标语。

　　慢慢地，陈伟良可以很熟练写出很多繁体字，甚至学一个台湾上司的口头禅也惟妙惟肖。他开始不停地说“是”，他的口音，几乎开始听得出来“奶茶 味”了。他也学会了对一些不熟悉的下级不停地夸张叫嚷“OK”，反问语气，尾音挑得老高。

　　“台化”之后的陈伟良慢慢有了发展。他开始带新人了，2008年、2009年，陈伟良一连升了两级。这些改变对陈伟良来说是正面的，他从“不铨 叙”升到“铨叙”，然后一路是“员1”、“员2”、“员3”、“师1”，改变最大的是他的底薪，从八年前的600元，升级到1200元。

　　在陈伟良缓慢“爬升”的同时，富士康也在飞速发展。从1996年开始，富士康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为工业化体系里的超级“巨无 霸”。在深圳，龙华厂区有26.5万人，观澜厂区11万人，深圳其他厂区还有将近2.5万人。

　　2005年，富士康国际(02038.HK)在香港成功上市。此后，富士康投资开发烟台工业园区，群创建成投产，收购奇美通讯，收购安泰电业， 进入汽车电子领域，在世界500强排名中实现了“大跃进”。

　　富士康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厂。普工们潮水般地来，又潮水般退去，极少数沉淀下来的人，和陈伟良一样慢慢往上“爬升”。

　　2009年，陈伟良终于晋升为师1，这对他是一个突破性的转折。“区别在什么地方？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 别。”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 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陈伟良从宿舍里搬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象征意义上的逃离。与之相应，他还学会了像别的工人一样去找个小姐发泄一下。“我学历不高，出去的话未必 找到好的工作。”陈伟良说，这让他有一种自卑感，总是担心跳槽会比现状更差。

　　“能做8分的，我现在只做6分。混得过去就行了。”陈伟良说。

　　陈伟良也觉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大。公司的“台干”里把相互聊天、发牢骚叫作“打屁”，意思是“废话”、“屁话”。去年公司“尾牙”(年终聚会) 的时候，一路跟随他的几个小兄弟都喝醉了，其中一个小兄弟晓林过来找他“打屁”，晓林给主管送了礼，还是一连两年被评了最差的“丁”级。他摇摇晃晃地拍着 陈伟良的肩膀说：“要不是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几个人早就都走了。”

　　叙述到这个场景，陈伟良突然有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一个月1200元，他们就把我买断了。我太廉价了。Do you understand？”他不停地说着。那句英文是他的台湾主管惯用的。

　　发泄

　　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也会大叫着说明天就去和主管发飙，表示“不干”了。但酒醒后的第二天，这群人都还会穿上深蓝色或者白色的厂服，按时去 上班

　　今年1月份开始，富士康开始密集出现极端事件，从4月份开始，消息在整个工厂蔓延开来，“每次班组里都像炸了锅一样。”陈伟良说。在他看来，这 些极端事件中的普工只是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工厂。

　　“难道工厂没有责任吗？”陈伟良不停地问自己。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毛寿龙认为，一个工厂的规模太大以及受制于一定的管理方式，员工的 自我价值感会降低，其不可控风险也会加剧。

　　在今年4月之前，富士康普工每个月如果想拿到1800元左右的月薪，需要加班超过100个小时。这意味着，每天需要加班2个小时，每个双休都要 加班。

　　从今年4月份，有些事业部每周可以休一天。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工，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900元，从今年6月份开始调整到1200元，10月1日 以后，这一底薪将被调整到2000元。

　　6月的一个晚上，8点左右，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的一个大排档，陈伟良开始给“一条线”上的同事打电话，“我不开心你来不来吃饭？快来，打车费 我报了！”

　　20分钟后，两个同事陆续走路赶了过来，这里离龙华园区南门很近，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并不远。

　　这是他们现在发泄的一个方法，一起喝点小酒，然后发发牢骚，讨论是否要辞职。

　　在富士康，辞职的手续是异常繁杂的。在东环二路富士康南门口，每天有将近2000人在求职，快的话当天就能应聘上。但到了辞职，这个“程序”的 过程就变得冗长无比，“一个普工要辞职的话，要找线长、组长、课长、部长、厂长、经理、人资、后勤、工会等，涉及的部门多达三四十个。”陈伟良说，这个流 程要一个月时间才能走完。

　　尽管手续繁杂，尽管富士康一直宣称待遇很好，每天还是有大批的普工离开。他们一般会选择自动离职。按照规定，超过三天不去上班，就算自动离职。 富士康各个集团在每个月的7~12日发放工资，为了拿到上一个月的工资，普工们愿意无偿多干10天然后直接拎着包裹走人。

　　但陈伟良一直不愿意这么干。这八年来，他看着太多的人离开，更多的人在第二天迫不及待上岗。他说：“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机器还在正常运转， 没有人会记住你的价值。”

　　他不知道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9年度人物，第二名是一个群体——中国工人，入选理由是，中国经济能够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快 速发展，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勤劳朴实的中国工人。

　　在这次聚会上，晓林几乎是发泄式地和陈伟良说：“我们跳槽吧，只要你去什么地方，我都跟着过去。”这是他们之间出现频率很高的一句话。对此，陈 伟良的回答经常是，“等6月份吧，等我年终奖拿到手再说。”这是“巨无霸”留人的一招，在当年的时候拿一半年终奖，第二年的年中再拿另外一半，他们事业部 年终奖通常是一个月工资的八倍。

　　“我们跳槽吧。”晓林和其他一个兄弟一起劝他。他们早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小圈子，有五六个人，都等着陈伟良跳槽，然后他们一起跟着过去，这是从去 年到现在反复论证很多次的一个设想。

　　一般来说，设想总是在第一步就戛然而止。第一步需要陈伟良先跳槽，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很犹豫，有时候想，出去也没什么好混的，也同样是 熬。”陈伟良说。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也会大叫着喊兄弟们喝酒，然后说明天就去和主管发飙，表示“不干”了。但酒醒后的第二天，这群人都还会穿上深蓝 色或者白色的厂服，按时去上班。

　　“换桌”

　　离开“巨无霸”，哪怕山的后面是同样一座山

　　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陈伟良开始认真想，是不是需要跳槽。

　　6月1日，富士康表示再出现极端事件将不进行赔偿。6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对外发布了第一次给基层员工全体加薪的消息。随后的6月7日，富士 康国际晚间正式公告，将经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底薪升至每月2000元，升幅达66%。

　　陈伟良不是普工，能不能加薪，还需要继续等通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听到了关于厂区是不是要搬迁的消息，这让他感觉有些害怕。

　　可是加薪了又怎么样？在富士康的八年里，陈伟良的薪水多次增长，达到了每个月将近4000元人民币。

　　“极端事件的出现，工厂一个劲拿赔偿说事，说自己没有责任。但这是真相吗？工厂真的没有任何责任吗？富士康可能从来就不愿意普通工人长久干下 去，这样的话人力成本会是个负担。辞职之所以麻烦，只是厂方怕工作一时接不上。”喝完酒后的陈伟良突然抛出了这么一句。他说，有一天他看到晓林因为生气， 把键盘敲得“啪啪啪”乱响。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南门，不管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满怀梦想，想成为富士康中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学历不高，在 短期的集中式培训后，也会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他们会说“IDPBG”、“PCEBG”，可是并不能明白这些字母组合的含义。

　　“拿完年终奖，我准备去走‘一个月的程序’。”陈伟良最终下定了决心，离开“巨无霸”，哪怕山的后面是同样一座山。他记得郭台铭的一句话：打麻 将一般要打到八圈才算钱，现在他才只打了两圈。在没有下牌桌之前，输赢还很难预料。

　　陈伟良说，他要带着尽可能多的兄弟们走掉。他想换张麻将桌，换换运气。

　　(本文中的陈伟良、晓林为化名)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