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oleilei

　导语：自西方哲学概念被引进中国之后，思想就日渐被划归到一个脱离生活的领域中去，甚至居于后者之上，被视为更有价值的存在，但思想与生活真的可以一分为二而论吗？此次讲座，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生活与思想二者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紧密联系，此外，他还剖析了思想史中存在的不同层次，以纵深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思想史中一些“想当然”的误区。　
　　限于篇幅，文章有部分删减。文章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介绍：王汎森，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及近代的思想史，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等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王汎森

　　我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提到这次的演讲三场，有一个主要的标题就是：“放宽思想史的世界”。我上次也提到，去年秋天以后写了三篇草稿，这三篇草稿是有联系的。但是第一篇在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上已经登出来的，就是《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看到，那篇文章跟这个主题有点关系。第二篇就是今天讲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第三篇就是下一讲的“人的消失！？”。
　　一、“思想史”与“生活史”：“一而二”或“二而一”的分野
　　我为什么要思考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思想的生活性以及生活的思想性，这两个切得太分、分得太开。尤其是，近代在西方的哲学概念进来以后——对不起，我这个绝对没有什么恶意——经过几番的抽离、抽象之后，人们好像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是思想。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并不是要把一切都化约成跟我有关：哲学也是我心向往之的，每一种学科对思想的诠释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只是，放宽视野来看问题的时候，思想的生活性以及生活的思想性拆得太开。其实古人未必这样想。可是，近代很多新的思想观点进来之后，把抽象化认为是真正在上位的之后，考虑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慢慢地、越来越抽离。我个人对思想史的看法是history ofintellection(思维的历史)，而非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把后面改成-ion，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认为思想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是像毛细血管一样贯穿整个社会的，或稀薄或浓厚。在最高的时候它可能是哲学思考；在一般人而言，可能就是得到几句口号，也就足够他应用，足够指导他的行为了。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想起我小时候在一个场合偶然看到的：有人在黑板写“组合”两个字。因为我父亲调职到那边去，所以我有机会看到他们，一群乡下的老百姓对“组合”这个词反复的玩味、说明。他们大概是当时一群农民组合的运动团体，只有几个词，你不可能整套到一定高度上，可是这也就够他用，无限想象，添油加醋，不停地重新塑造。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我对思想史的看法，我要强调，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太过局限于这个现有方式的思想史，有一些没办法出入、没办法解释的地方。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把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这两个切离太开。
　　各位如果对我以前不成熟的作品稍有留意，就会发现我很早就思考“思想史与生活史的交集”问题，这是我一篇文章的标题。可是，近年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又还是切得太开了。其实它应该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反过来生活也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两个应该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个应该像风一样不停的来回往复。
　　我常常听到有人演讲的时候，听众说“你这是个‘丐辞’”——哲学里面有一个词叫“丐辞”（注，Begging the question,把未加证明的问题预先包含在前提中，乞求人通过对前提的承认，从而不得不得接受其结论。）——其实我不想被责备成“丐辞”的。思想跟生活的关系，往往是两个像漩涡一样不停来回，也是不停的来回。所以，我的第一个关怀就是觉得，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以前被切得太开。即使我二十几年前开始把“思想跟生活的交集”作为一个文章题目，还是把它切得很开。
　　我上次讲到去年我写了一篇短文，讨论明清之际一位非常地方性的经学家的著作，我的题目也是“经学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短文现在还没有发表。其中我就提到一些例子，比如清朝莫友芝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同治六年他的一个朋友在某一个地方祈雨，数次都无法成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希望人家赶快把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求雨那一篇赶快抄来给他，因为手上没有那个书——不是莫友芝本人的故事，是他的朋友，莫友芝只是把这些记载下来——希望赶快把《求雨篇》抄回来，他要照着那个来做；完了以后雨也就下了。我不是要鼓励迷信，但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这些思想的知识、这些应该被思想史讨论的知识，同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上次提到的，钱谦益在明代快亡之前写了三篇关于《春秋》的文章也是这样。还有我那篇文章讨论的一个小角色，海宁的一个小角色，经学就是他生活的方式，而他的生活就是那一套经学语言，他即使做不到，也希望能尽量靠近。
　　我的意思是说，当它成为一种评价性的语言时，并不表示大家都能做到，但是大家内心都有强烈的意欲。比如说我有强烈的欲望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有这个意欲。当它是一种评价性语言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里产生作用。所以呢，我这篇短文讨论这位明末清初很local的思想家，可以看出我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我在当史语所所长的时候，曾倡议要把傅斯年图书馆的珍本稿本它印出来，那个时候没有钱。等到我当副院长的时候，他们就会来跟我拿钱。这些书一部一部地印出来，可是卖不出去，部头那么大在仓库里堆积。所以我又希望他们发起一些人，每个人来介绍其中一本。我自告奋勇就写那一本，那个从来都没有印成书过。看他整个人生就是经学，经学就是他生活的一种方式，exactly，生活。经学跟他的生活，两个像风一样循环往复，就好像苏东坡讲的“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的状态，你没办法切来看。
　　因此，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
　　各位如果稍稍看过，我在“执拗的低音”里面就提到过法国的一位原来很不受重视的思想家PierreHadot（皮埃尔-阿多）,阿多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Philosophy As A Way ofLife）就谈到，希腊哲学原来是充满生活性的，有很多宇宙论、修养论的内容。如果仔细看，有一些很像宋明理学家，精神的修炼（SpiritualExercises）。哲学本身是要透过精神修炼，扩大你内心的视野、超越你对死亡的恐惧、提升你自己的境界等等，而不只是纯粹的哲理的思辨。
　　我看它前面的介绍，他的思想重新被介绍到西方，主要是因为人们受福柯的影响。福柯对他很推崇，因为《性史》有一部分就讲希腊哲学的Spiritual Exercises。当然他讲得更加细化。但是，性和精神修炼本身都是分不开的。所以，阿多讲到的希腊哲学都不纯粹是哲学，而是把哲学的生活性做了很多的发挥。直到西洋中古时代，精神的部分由教会接管，而大学接管的没有精神的另一部分，所以变成纯粹哲学。希腊哲学的生活性那一部分，是到西洋中古时代才被切分开来。他还讲到，事实上中古时代最有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很多都是不从大学里出来的，这也是一个例证。
　　其实我想各位应该比我更熟悉，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我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对他的著作非常感兴趣，我读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他认为意志和感情的部分，跟纯粹的思想的部分太脱离了。我们在学生时代受林毓生先生的影响，知道詹姆斯有一篇文章提出，哲学家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硬心肠，一种是软心肠（注，The Present Dilemma in Philosophy）。仔细看这篇文章，其实跟我刚刚讲的有关联，他认为从哲学家的意志跟感情的类型来看，多少都能分辨出他哲学思辨的类型。他虽然没有在这里面把哲学的生活跟生活的哲学性说得非常直接，但是在我看起来，也可以引为我讨论的这个事情的佐证。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他的“硬心肠和软心肠”，看起来西方哲学家就都可以分成这两种；而这个都跟他们的性格有关，他们的抽象思维都和性格有关，这可能讲得太过了。但是，威廉-詹姆斯也是让我想起来的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演讲，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注意到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被切分太过或是完全忽略了，这是第一点。而这也延续我二十几年来的思考，就是二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标题：“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
　　二、思想史与历史实际发展的出入
　　第二，我认为现在的思想史所讨论的、尤其是政治思想史有名的几部书，往往跟历史的实际发展有出入，不一定不合，但是有出入。写到明末清初思想就一定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到晚唐就是邓牧的《伯牙琴》（赵注，邓牧应是宋末人）或者是罗隐的《两同书》，等等。像萧公权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史家，而我也还在继续读他们的书，还继续跟他们一样在做。只是说，当考虑到历史发展变化的实质的时候，常常合不起来。
　　有学生常常问我，既然清初就有《明夷待访录》，那里面的民主思想怎么后来都没有实践呢？因为，第一个是这个思想在当时没有生根，跟历史的实际没有发生关系。虽然有若干钞本和印本，可是事实上并不怎么流通。有人知道这个书，可是没有形成对社会一般大众的影响，跟卢梭的《社约论》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社约论》是一纸风行，上上下下都受此影响。将近100年前或者90几年前，法国一位有名的书籍史家Mornet（摩纳）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惊人的调查。他的书籍史里面提到，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很多图书馆里面居然都没有卢梭的《社约论》（注，DannielMornet，《私立图书馆的教诲》）。可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完全足以推断，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必看《社约论》，就像今天很多人不必真的读过约翰-罗尔斯（JohnRowls）的《正义论》，你也可以对其中几个词搬来搬去。搬来搬去，连台湾乡镇公所开招标会议，都不停有人讲“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这个词在九十年代前，我印象中，以前并没有流行。当然它的源头更早，但我在台湾的观察，罗尔斯进来之前没有人真正那么在乎“程序正义”。现在不止台湾，不止中央研究院招标的时候要讲“程序正义”。乡镇公所的办事员他什么时候读过《正义论》？连罗尔斯是男是女都不清楚。可是他满口“程序正义”。所以，Mornet在讲法国书籍史的时候说，你们都说《社约论》对法国大革命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当时很多图书馆都没有这个书。可是我觉得这不能说明什么事情，很多人只是捡一个词来用，他根本忘记出处了。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一样。到了清代道光年间，他的书复活的版本，封面连“明夷”二字都不敢写，怕人误以为是跟明朝有关的书，所以都画一个“明夷”卦。我看到有一种版本就是“明夷”二字以卦代替，然后下面写“待访录”，所以，这个书不可能产生像《社约论》一样的实际影响——不管很多人是拾其牙慧还是以什么方式；或者用一个词来讲，它并没有产生InstitutionalLegacy(制度性的遗产)。所以，当想到历史上、思想史上有《明夷待访录》，就误以为它跟实际历史密切相关，这是有出入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说，20世纪很多思想史或者政治思想史的名著，选择人的方式跟他的叙事方式，是受本世纪的Liberal Bias（自由主义偏见）或是近代性的偏见，有bias在里面的。它是以有没有创新性，来作为它选择叙述的标准的。
　　比如说像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书，西方很多人要引到中国这些重要的政治思想文献的时候，事实上都得去看我们的老师FrederickMote（牟复礼）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为什么？因为那些政策思想文献很难译，译成英文很难啊，我们以前交报告的时候，也是赶快去看那一段Mote有没有译过啊。因为那里面有很多词是不容易讲究的。Mote先生学问非常好，讲电话要讲到15分钟，才意识到原来他是美国人。我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是我当所长时请他来做讲座，他住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山谷里面。讲了十来分钟，我才突然意识到Mote老师是美国人哎，完全中文、完全京片子。可是很奇怪，Mote译的第一册里面有一个词我始终看不懂，有一天我翻回萧先生的原著，是一句最普通的俗语。能查档案和辞典的，他译得都比我们好太多，可是一句我们日常买东西用的话，这一句他误会了。他当然也没有注意，所以也没有问一下。翻译真的是非常难，可是非常难的东西他都译得非常漂亮。可是在序还是在哪里，我偶然看到一句台湾就叫“打屁”用的话，他居然译错了。因为他想当然就是字面的意思。
　　所以像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里面的政治思想跟那个时代人们实际的政治思想、人们脑袋里面正确的意识形态或是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明夷待访录》跟清代很多人对政治的看法没有关系。想想它重新被抄录，这个道光二十几年的抄本的时候，连封面的“明夷”二字都不敢写。日本有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明夷待访录》当作……考”，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他看到有抄本抄错了，重新校对，所以是“当作什么什么”。抄本会抄错，因为都是想当然的抄下来，夹杂当时很多的俗语和用法，没有注意。所以宫崎市定看到就奇怪，怎么跟我看到的定本不同？把它作一个考证。这个例子说明它很多时候是用抄本的方式在偷偷流传，并没有下达民间。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所以当你想说《明夷待访录》那样富有近代民主意味的思想怎么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而到19、20世纪还要重新再去摸索自己的民主的时候，第一个要想想，我们近代写的很多受liberty bias写成的思想史与政治思想的教科书，事实上跟当时的历史事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明夷待访录》当然在清朝后期就慢慢产生影响，而且产生的影响很多是我们没想到的。比如李鸿章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希望见皇帝的时候可以坐着还是怎样，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仔细一查考，它就是受《明夷待访录》影响。当时有很多人的奏书里面隐隐地都受了《明夷待访录》的影响，然后没有直接说出来。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没什么，我们现在的后见之明看过去，把一切都想当然了，但在那时候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思想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常常开一道门也要花一百年啊！所以很多在清朝后期看不出来的东西，事实上都是从《明夷待访录》的一枝一节里面来的。比如说康有为要毁庙兴学，里面也有一部分想法是从《明夷待访录》转手而来的，可是他也不提。所以像这一类影响，已经到19世纪后半段了。以前常常有学生问我，17世纪就有如此高等的思想，怎么到19世纪末期还在摸索呢？我说，思想的跟现实的、跟生活的，它们有一个距离嘛，他们有一个出入嘛。
　　前几年还有学生在问我，太虚的“人间佛教”，可是那时候一般人的佛教实践似乎跟这个都没有关系。我说，没有错啊，是太虚提出的，他还不是用“人间佛教”，而是“人生佛教”。后来印顺的人间佛教其实就是从太虚转手而来的，可是人间佛教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台湾的慈济啊。因为慈济的法师是印顺的学生，虽然没有真正上过学，可是他在精神上皈依啊。在太虚的时代，人间佛教还只是一个思想，有所影响但没有那么大的实际影响。所以我的学生常常觉得，太虚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个时候一般人的佛教思想就应该是这个嘛。我说：不，这就是思想史跟生活之间，它有一个距离，它有一个alienation（疏离）.
　　但这并不表示思想史没有价值，思想史价值很高。如果没有北宋五子或者朱熹这些人的话，整个东亚世界后来八百年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啊！
　　我上次在历史系讲，说韩国人到了中国，问中国人怎么还有陆王的思想，应该全国都是程朱的思想才对啊。可是程朱在一开始也只是在上面的思想，慢慢地它有影响。可是有很多人没有受影响，很多人受影响是在一百年后，就像人间佛教在太虚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可是在台湾，它现在已经成为人人的口号了。大家都已经忘了人间佛教的主要的来源是太虚了。我在猜，他是受五四运动的刺激，五四运动攻击佛教脱离人生嘛，所以太虚就提出人生佛教了。我们佛教也有人生，也是面对群众的，后来印顺到台湾又把它改成人间佛教，可是你看，这已经过了多少年的时间才真正地落实。思想跟生活之间，有时候应和——像理学和后来的生活世界，可是有时候它并没有落实。
　　像邓牧的《伯牙琴》，罗隐的《两同书》在唐末五代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哪一个统治者曾经读过他们的书？我不相信。但是你说禅宗没有影响到五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思想，我也不相信。藩镇的割据人物里面，都或多或少受其思想之暗示。所以，我说，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这种尤其在20世纪写的思想史的书，往往跟历史有出入，跟历史的发展有出入，或者是年代上的出入，或者根本没有落实、只是思想。
　　像邓牧的《伯牙琴》，这种能够再受20世纪政治思想史家的青睐，是因为它带有无政府的色彩，甚至带有自由的、放任的这种色彩，很符合我们的进步的思想，很符合我刚刚说的liberalbias（自由的偏见）。如果一个清朝人写思想史，那他就不会把它写进去。清朝的学术史《儒林传》里面取的人物，跟现在梁启超或者钱穆写的近三百年学术人物，有一半以上都是不重复的。因为它没有后人的这个“偏见”，更何况是思想跟历史实际发生的关系。可是有些思想跟历史发生是扣合得很紧的，像我刚才提的理学。慢慢地在后来透过《四书集注》等起影响。在整个东亚包括越南、日本，这是不得了的。
　　日本跟中国比较像，日本后来还有王学，因为它本身的传统里面有佛学，带有神道的佛学，可是它后来也有王学。像它的德川时期，基本又是程朱垄断的，德川将军基本上学的都是程朱的东西，所以在德川家康的思想里面，程朱的味道非常浓。我记得我在美国上日本思想史的时候，读了一本研究德川的书，不是Robert N.Bellah（贝拉）的研究德川宗教的那本，是另外一本。读的时候我问詹森（MariusJansen）老师，这本书第一个地方就错了。他说，这本书我用了20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说，这里讲德川受宋明理学影响，所以心中总有一个神存在，这个看法就和宋明理学有出入。有一个像基督的那种神存在，我说这个就是出入。我说，这个作者是天主教徒吧？他说，对了。现在这位教授可能还没有退休，那本书是美国讨论日本德川时期的思想时的必读书。但是没有人告诉过他，宋明理学里面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神，至少在我读过的里面。他是把天主教里面的神套上去而不自知，想当然认为所有文明都有一个神嘛，怎么会没有神呢？
　　像吕思勉先生写的宋代政治思想，吕思勉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我不是亲美，我所提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怀着对它的尊敬，即使有所批评。吕思勉先生的学问非常好——钱穆先生最佩服的就吕思勉，他对陈寅恪还没有那么佩服。吕思勉对史学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这样一部一部地写，可惜写到隋唐写不下去了，里面史料编纂之丰实、叙述之丰厚，可是吕思勉写宋代政治思想，我真是不敢恭维啊，好像只有井田、封建、变法三件事情。宋代一般人的政治思想里面，哪怕是大程子，有几件是跟这些有关的？如果以为宋代人的政治，跟人家打交道的政治思想就是这些，那不是出入太大了吗？说到李觏等人，当然要讨论井田问题；可这毕竟不是日用常行的东西嘛，这个跟生活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宋代政治思想，照吕思勉先生这样写起来，跟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里面所运用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没办法解释。我常常有学生困惑地问，思想史上面写的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实际当时……所以，思想是有一个层次的。
　　三、思想如何进入生活：从思想家到草根层次、街头层次
　　第三个，我们不能忽略了重大思想家的影响。很多被称为经典的重大思想，像斯金纳讲到的，在当时都不是最约定俗成的东西，而是少数派。
　　五四运动在最盛的时候，当时一般人的思想都是反对它的，可是它有种种现实环境各方面思潮的影响后来成为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主流，虽然不一定完全接受。即使很多保守派也要拿它几个词出来用一用，表示“我也不旧啊”。可是一开始它是极少数人的想法。所以，我想宋明理学一开始也不是很多人，但它最后可以成为东亚八百年来思想界最重要的公分母。
　　但是这些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个是没有研究的。而且进入到什么层次，什么时候才进入生活？什么时候《明夷待访录》才进入真正的日常政治生活，成为政治世界里面discourse的一部分？什么时候它只是在思想家之间流传，比如顾炎武知道黄宗羲写有这个书，可是，从思想产生到真正落实成为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话语，就有一个纵深的问题：从思想家到草根层次、街头层次的思想。
　　街头层次，我这是受了一本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影响。作者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但我跟他不熟。他认为，街头层次的法国大革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要部分。当时巴黎城市街头层次是怎么看这个革命，那些靠写各种宣传小册子糊口的，他们的想法到底从哪里来？法国全国当时有四百多万人，真正能靠写作为生的只有2%，其他人都要倒弄各种东西、造各种谣言。他们把伏尔泰等人的philosophy收集起来——法国当时的philosophy是有特殊定义的，指的就是一群带有理想的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家——用各种方式改写、编造起来，这些人的身份大都是底层的文员、低级教师、不太得意的律师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街头层次。
　　可是，从思想家的创造到街头层次，这中间有很多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把它分为很多层来了解，而误以为所有东西都是一通到底的，所以才会有我刚刚讲的，思想跟历史实际发展有出入。
　　这就连到我的第四个问题，思想史是不是存在layers of concept？
　　四、思想史的层次
　　我们上次介绍Koselleck（柯塞勒克）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概念是Layers of IntellectualHistory（思想史的层次），在某些层次上是一个一个的山峰，在有一些层次上是山峰下的山谷连起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思想史是不是存在，是不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个问题，才比较能够了解思想与实际历史变化、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所以，这是我第四个要考虑的。
　　五、“街头层次”的思想运动
　　第五个要考虑的，是接续着我在《近代史研究》上的那一篇文章《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那一篇文章反响不多，但其实花了我很大的精神，就是下层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这个题目当然是从傅斯年五四时期的一篇文章借来的，我觉得他的观察非常好。他认为中国的基本层次——乡民、老百姓，他们要信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没办法提升到我们所谓的思想层次。思想的层次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这不像《圣经》——跟耶稣来往的都是钓鱼的、种田的，儒家的君子大部分都是高等的人，所以傅斯年讲儒家的经书常常跟下层老百姓不发生关系。因为它是先秦的封建社会里面的士人君子的东西，所以它跟下层百姓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太去想下层老百姓的事情——套用我在研究陈独秀的一篇文章里面讲的，不像耶稣来往的是抓鱼的或者是做工的这些人。儒家的经典经书，尤其是《三礼》里面所处理到的大部分都是士君子以上的人。
　　所以，傅斯年说这里面有一个“不安定层”，而且他的讨论认为百姓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信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心视”。“心视”这个说法是受佛家影响，它不是思想，而是一种更初步的东西、更粗浅、更无以名中的心跟事。老百姓借此随意的去造作各种他们相信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我们称之为邪教。他们随意的编造，从儒家、佛家、道家、甚至后来的天主教都抓一点东西。因为他们心视的世界没有东西，他们生活里面跟思想不发生关系。当没有东西可以指导他的时候，他用他们的心视，去随意抓、随意编，所以傅斯年说每几年就有一个邪教，然后动乱就起来了。他认为，这个不安定的东西跟儒家思想没有到位有关。有时候到，有时候没有到。考据学盛的时候就不到。
　　宋明理学、尤其是王学的部分做草根运动的时候，它可能会用某种形式到一下。像王学在江西的例子，讲会一个传一个，像台湾有段时间流行的“老鼠会。各位，现在《刘源清文集》标点本也出来了，可以很容易买一部过来看。整个讲会的那种扩散，在江右比如安福及其他一些偏僻的地方，有一级一级的讲会。一个人假如说听到了，下面就又做了一个讲会，像老鼠会一样到处都是。其中还讲到，有人去听演讲的时候要做功德，所以顺便带三个人去听；三个人完了以后，一个人再带三个人去，类似这样的接力赛。
　　思想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可有些时候没办法——考证学连“粤若稽古”都可以讲出一万字，它怎么可能到那边拉老百姓？怎么可能？阮元考证古代的车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下层老百姓哪里会在乎你这个东西，怎么会有兴趣听这个东西？
　　就是说，历史上的思想，有时候透过法律、各色东西也能得到很多。比如说“唐律的儒家化”，这是很多人研究的问题，徐道邻先生——徐树铮的儿子——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讲晋律跟唐律的儒家化，尤其是晋律。透过法律，透过种种通俗的文本，透过各式各样一层一层的降格。Sidgwick（西季威克）讲伦理学的方法里面讲，很多伦理学的思想、哲学家的思想它落实到真正的影响者，它必须要降一格，降一格，再往下再降一格，它才有办法。像罗尔斯的《正义论》谁能真正读完，坦白说，我都没有读完。可是谁都在搬弄其中的几个词，比如“程序正义”。很多东西要一直降一格，很多文本就是这个，倒不一定说他完全改变了它的思想。
　　法国有名的书籍史专家RogerChartier（罗杰-夏蒂埃），没有写过什么大书，都是单篇论文，可是被选进法兰西学院，这就是最高的荣誉了。他很多聪明的论文，就在讲这些高端的文本如何下降。早期的研究一般说，如果要适应一般下层百姓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不是这样，他考察一些文本，一层一层到了最基层的时候，在改写、不停的改写，越来越通俗，越来越降一格：用降一格的方式从哲理变成法条，一直在变。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面讲的，有“原理”，有“原则”……，从思想家高端的天际岭一直下降，到了唱戏的都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思想，到袁了凡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注，《了凡四训》），等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变化气质”这些都是理学的观念，为了适应下层的百姓慢慢地降一格。这些是理学的通俗化，倒不一定真的完全扭曲了它的想法。
　　我曾经考察过很多通俗的文本，当然我不是专门做这个，我只是好奇，也发现最有力量的东西、最广的东西都是改写改编的。切了再组一盘，最local最乡里层次的文本。最街头层次的那些五四运动小册子，也都是这样的东西。在地方上，随着他的情境，随着当天集会的需要，演讲要能讲出来。那一刻一定是所有听众都能明白的东西。所以布洛赫曾经问，史学在什么时候发生影响？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讲的那一刻。如我要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且要justify：根据今天的情境、政治气氛、大家的兴趣等等，把其中哪一部分在今天演讲时讲出来，在这一刻，各种因素统统都在一起，各种资源都集合在一起，而且你还要经过情境的修改以后才能用。
　　史学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作用的。就像我上次讲的，历史上对经典的使用，在每一次用的时候，都像一个演讲者要煽动他的听众，不能全来，只能各取一部分。看今天的听众，今天的听众不要我讲尚书尧典，那我当然就不能讲，这时候我要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所以有很多通俗的文本、到了街头层次的小册子。在西方革命时，对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最多就是小册子。高文典册是让编小册子的人拿去参考的，经过这个降一格的改写。不然你改写来干什么？
　　调查基层的文本的时候，要了解他们思想状态的时候，最多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杂书”。这些“杂书”里面有地方的需要，有原来的文化知识传统，有现实的情境。所以，香港早期有个吴其珈图书馆（注，NG Kika,香港现代早期文明的代表人物），你看他那个书的目录，当然有高文典册，可是他有很多是为了配合现实需要编的礼仪书、格言集，拼在一起用。因为你要重新写一部书很难，谁有那么大的思想力量可以随时写一部思想的著作？桐城派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把唐宋以来的古文按它的秩序编一本读本。以前的人要考科举的时候啊，为什么要跟老师读？因为老师也是按照他的书房、他的特殊风格选一批读本，选集，重编、重构，这些都是面对着当代的。
　　所以，最多的是街头层次的文本。而我们要了解它的纵深，就是要从朱熹的思想到这些杂书，从王阳明的思想到显然受江右王门影响的《菜根谭》。我们小时候都读《菜根谭》《幽梦影》。晚明出现了一大堆格言书，一般人的思想往往都受这些杂书的影响。这些书到现在还在影响，台湾很多乡下人还是要读《菜根谭》。仔细看一看《菜根谭》，里面充满江右王门的思想，它把理学跟心性的观念泡在人生的智慧里面，没有特别复杂。但也有人说《菜根谭》是宋朝的文本，这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专门这个文本的，但我觉得扑面而来都是江右王门的思想，还不是泰州的。是这些东西到了街头层次，影响人们。所以，这个是纵深。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到了心视的层次，这个我觉得还了解太少。
　　六、思想对生活的影响方式
　　这里要说的五个原因，其实就是我的开场白，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再解释下。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Roebert Frost）有一首诗叫The Road Not Taken（《一条没有走的路》）。诗里面说：眼前有两条路，我选择其中一条，从此整个人生就有所不同。
　　我为什么要引这一首诗？生活层次受了这些思想影响，常常会影响你对事情的评价，以及偏好、气质、人生的态度。而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常常就是在以这种方式影响人们。
　　我虽然做的一个很小的官，不足为道，但是我也常常反躬自省，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也受弗罗斯特的影响、受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所以，我看到什么样的，我比较相信？看到夹岸和彼岸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夹岸。要多说话还是少说话，我可能会倾向要少说话，而美国在理想上要多说话。在中国儒家，宋明理学的想法是少说，刚毅木讷近仁。眼前有两条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商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城市是好的还是应该排斥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我那本小书《傅斯年》？傅斯年说，商纣的所有习性，在西方贵族社会都是好的，标准的西方地方贵族！打猎、跳舞、喝酒，追女朋友，贵族不就干这些事情吗？还有另一个事情是打仗。可是在儒家，这个是最坏的；在弗罗斯特的两条路里面，它刚好是坏的那一条。
　　所以，其实，不要小看，我们的思想正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很多经济部长都说，决策是他自己决定的，而大经济学家熊彼得说：少跟我吹牛，这都是大一经济学课本的影响。而大一经济学课本的东西，就是从思想家那转手而来的。不要都以为是自己的决定，实际上是他以前读的教科书的决定。我日常对事情的很多判断，对人的判断、对颜色喜好的判断、对话多少的判断、对这个东西跟商业有关还是无关的判断等等，我觉得，我无形中都受了宋明理学的影响。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实践者，但是因为读多了，灵魂自然认为这里面有异议的都是坏东西。你一定认为话少就是好的，因为刚毅木讷近仁。这些思想正在define我们对政治的看法，正在影响我们实际的政治行动。
　　五四以来，认为就是要斗、要革新。天演论进入中国以后，浙江有一个军人，《鸿宝轩日记》里面写道，我叔叔欺负当地弱小的人，事迹极为不堪。可是，我一想到《天演论》里面物竞天择、胜者生存，又觉得这是天演中应有的一条路。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他生命的气质，让他很看不起他叔叔的这个做法；可是在进化思想的笼罩之下，他认为：即使我同情他，可是在天演之路上，优胜略汰，他本来就应该是多余消失的一部分啊。
　　有一个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讲社会达尔文主义，很简单的标题“Darwinism”,列举了很多。你就可以看到一种政治思想跟人的生命气质、行为世界、日常生活的那种密切关系。他说，毛奇将军为什么认为打仗要这样打？因为这是自然淘汰。毛奇是德国的名将，他的整个战争哲学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适者生存。威廉斯讲到，为什么哈代的小说要那样写。哈代的小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越善良、越气质好、越优雅，脾气越好的人，都是吃苦的，都是被欺负的——苔丝姑娘什么的，都可以看出这个味道来。你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面强而有力的仆人以及已经奄奄一息的、纤细的贵族，这个情节因为太黄色了，我就不再讲。
　　但这其实就是达尔文这个东西的影响。再仔细想想杰克-伦敦的小说，“狼”，其实也在宣扬优胜劣汰的思想，你要挣扎、要斗，都是达尔文主义的生活版、街头版本。它们正在影响、规范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政治行为，而我们不自知。可是，从大思想家达尔文到这些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纵深，却并没有太多思想史研究。这里面有一些层次，却并没有被非常好地开出来。没有开出思想史的不同的层次。
　　年鉴学派的Braudel布罗代尔，在我的学生时代是世界最有名的史学家之一。Braudel就觉得资本主义这些观念有好几个层次。他说，其实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描述那一种理性计算、合理经营、唯利是图，我最后赚到钱是要荣耀上帝，这种经营方式事实上一直都存在，它只是不同的市场中边缘的一层。他是反对韦伯的，我认为韦伯的书是一部经典，但他不赞成。他认为被韦伯看成新生的事物，事实上并不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有很多层的理解的话，那人类买卖形式本来就是好几层同时并存。只是到了16、17世纪，因为种种的机缘，基督新教以及各种的东西使它慢慢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他说，这不是新的东西，只是好几层中间的一层，如果这个东西是可借用的话，那我们也必须想想，思想史也有很多层。
　　在清代最盛的时候，在清代中期最高的、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当然是戴震、章学诚。可是使最下面那一层、最多文官受影响的不是戴震。真正受戴震影响的，胡适之先生《戴东原的哲学》里面，大部分都列出来了，你要再找可以找到半打，可是也就这样了。可是，你看当时一直到晚清，文官里面最多的ideology，是一种通俗化之后的宋明理学，是一群这样思想的人在左右着国家的命运。但思想史里面写的是戴震和章学诚。这就是不同的层次。
　　我就举唐鉴的《清学案小识》这一本书为例，很多人看不起它，可是里面记录了很多local的、有权利的人。你看看他们的想法，多是一种通俗形式的宋明理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还比较少——是一种通俗化的、改编的、少了宇宙论色彩的宋明理学。很多人都是没有名的，但他们都是地方上的骨干分子。所以你可以理解曾国藩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宋明理学，认为政治跟道德要密切地合起来。而且曾国藩旁边那一群人全都如此，这还是有名的人，而《清学案小识》里的全是没有名的人。这一群没有名的人，你看看他思想里面的主干，它绝对不会是戴震的“欲当即理”，你用“欲当即理”怎么来统治老百姓呢？
　　章太炎也讨论戴震。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思想，到今天我们也还在研究它，我对戴震的很多书都非常用力。可是他在当时的好几层里面，他只是最上面这层。
　　当时，即使在洋务运动来了之后，最大数目的官员，还是受一种通俗化的理学思想影响。是这个东西形成了他们对所谓“两条路”的选择，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是这个东西往往塑造了他们一种气质，对某种东西异常的反对，对某种东西异常的赞赏；而且，选择医治国家的药方的时候，也异常的偏执。
　　这才能解释晚清的很多东西。如果举国从最上一层到下面一层都一样的话，那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如果1860年以后，所有人都信仰洋务的话，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不是的，因为它有不同层次的思想。
　　好，“我思故我在”的部分就讲到这儿。接下来讲“我在故我思”的部分。
　　七、我在故我思：“意识到什么是什么”
　　“我在故我思”是我模仿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捏造的。就是生活世界如何对思想产生影响。
　　我在这篇草稿里面讲，不同的生活是一种神奇的炼丹炉。生活的形式也会筛选、改变、决定我们的思想。最简单的，商业社会兴盛之后，人们的思想、法律、作风等等全部要变。Pocock（波考克）那一本有名的“商业、法律、什么什么的论文集”（注：应为：《德行、商业和历史：十八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文集》），讲的就是这些例子。当15、16世纪商业社会在西方慢慢发展起来，所有的道德哲学、生活态度，气质、法律的看法都要变化。所以生活当然会帮助我们，但并不是决定，不一定是决定。不一定是简单的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那只是其中一种形式。
　　但是生活也可以塑造，可以像转辙器。韦伯说，资本主义跟基督新教的关系，是一个像转辙器一样的东西。火车在往前跑，可是有人在转辙，他就从跑北京改成跑广州了。好利的心思大家都有，就像一部往前冲的火车，可是基督新教伦理像转辙器，它转向资本主义这种运动方式。转辙器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一列火车，它还是往前跑，可是一转，方向就变掉了。
　　所以，有时候生活是筛选你的思想，就像转辙器一样。
　　我去年去日本开会，买了一本杂书，就是山中伸弥（YamanakaShinya）。他是五十左右得的诺贝尔奖，我对他非常感兴趣。因为他还没有很得意之前，经常在中研院出没，我们有一个所长常把他当小弟一样使唤。因为这位所长在美国当教授的时候，山中伸弥常常去他那儿访问，尤其年纪又轻嘛。我就在研究为什么这个所长还一无所成，人家山中伸弥就了诺贝尔奖？所以我特地买了一本他跟另一个诺奖得主益川敏英的对话录，他们两个人都是京都的。其中有一段就让我想到了山中伸弥的那个最大的发现。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不拿干细胞来做实验？”他说：“不行。日本对干细胞使用管制非常严格。明明知道我隔壁房间就是干细胞的细胞库，可是要用它，从申请到拿到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只好放弃干细胞，改由皮肤细胞来实验。”干细胞在全世界的法律管制、道德管制都非常严，甚至连哈贝马斯在20年前都写一篇文章讨论：干细胞能不能使用，什么时候是生命的开始，干细胞算不算生命的开始？如果它是生命的开始，你就不能用等等。干细胞一直是争议的话题。所以，这个限制刚好筛选了山中伸弥的另外一条路。
　　这个限制就像转辙器，使他决定最容易的不做了，要做一个最难的。这一类的例子非常多，困境顺境，困境也帮忙人家筛选东西，困境的生活也决定了思想的方向。思想方向不一样，思想的发展也不一样了，就像弗罗斯特说的眼前两条路。
　　可是，这里面，我最感到兴趣的是“意识到什么是什么”。
　　我去年在一个刊物发表了一篇将近一百页的文章《‘主义’时代的来临”》，就引了这个“意识到什么是什么”。这是个很简单的观点，是从1930年代一个思想家、美国的怪杰KennethBurke（肯尼斯-伯克），我相信已经没有人在读他的书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我是少数还在读他书的人。但是，我读他的书也是因为有人重新再把他的东西编成一本文集symbol andsociety（《象征与社会》），我是看了那一本书然后才去追他的东西。里面提到一个事情，其实我后来注意到记二次CliffordGeertz（克利福德-吉尔茨）和HaydenWhite（海登-怀特）也都受了他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你从表面上看不太出来，只有仔细去看他们的注，才会发现。他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们没办法真正了解世界上的什么事情，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都是意识到（intention）什么事情。
　　我的意思是，在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的时候，生活就会转换为思想。
　　我记得，1930年代很多人交不到女朋友都说因为没有信仰共产主义。因为信仰共产主义后大家平等，所以隔壁跟我抢女朋友的人，就会跟我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那我就赢了，这个女朋友就归我了。所以，你看杨贤江还有当时很多最基础的杂志，你看它的问答，那就是标准的“意识到什么是什么”。
　　而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的时候，刚好打开了思想跟生活的门。因为意识到了生活的挫折，是因为思想上的哪一个东西你没有接受到，我没有选择哪一个思想。意识到我交不到女朋友就是因为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就是因为军阀割据，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政权，所以要信仰共产主义。
　　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生活转译成一个思想，或是转译成选择一种思想或者选择一种主义。你的大脑，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转译器。而在这个地方，思想跟生活其实就是通的。
　　有一次我在很小的场合，因为受人影响讲过这个。完了以后，评议人跟我说，他认为我演讲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这部分。他误以为我是受了Kenneth Burke（肯尼斯-伯克）的影响，我其实只是把他的话拿来用了。“意识到什么是什么”，这一件事情是那么重要——KennethBurke(肯尼斯-伯克)说，化学现象哪里是周期表所能穷尽的，周期表就是帮助你意识到化学世界什么是什么而已。没错，今年日本不是又发明了一个新的周期元素出来。我们用的指标，包括大学评鉴的指标，我刚刚紧急地看院里面传给我的新闻，就是某指标把中研院选为世界第25名，问我要不要发表新闻稿。就是这一类，指标也是意识到什么是什么。
　　所谓的“意识到什么是什么”，都是用一个简化的系统去进。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场地的人从一号到一百号全部都了解了？你一定是说跟我同乡的请站出来，跟我同乡又同年纪的请站出来，十二生肖相同的请站出来。几个指标而已嘛，就靠这几个指标你才把这些人从一排到一百。
　　所以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的时候，当然那个东西也是一个简略的过程，简略的指标。全世界大学排名也是用几个指标嘛，你们学校如果有人获诺贝尔奖加十分，台大就是靠着我们前院长李远哲才在世界加十分。如果李院长没有得诺贝尔奖，台大还要减十分。我并不信那一套排名，各位，我必须说。但是，“意识到什么是什么”用在我这个题目时，就是你意识到生活中间的富裕或是不足是什么的时候，思想跟生活，桥梁就搭起来了。
　　而意识到什么是什么，也有一个时代的进入，不是随便意识。你意识到什么，可是看到大家都不这样讲，就不敢这样讲。所以生活如何塑造思想？
　　我不取非常机械的那种完全的决定论。反映是有的。实验主义的鼻祖皮尔斯（CharlesPerice）很有名，他说，既然在实验室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实验的，为什么思想不能实验？他是实验主义很重要的来源，他说我的思想是从我的坩埚来的，从我实验室这些器材来。当然生活塑造了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既然实验室里面无不可实验，为什么思想就不能实验呢，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
　　但我认为里面最常见的方式还不是这个，而是我刚才讲的intention，意识到什么是什么。当这个时候，两条路就变一条路，思想跟生活就可能成为一体。
　　可是不能乱意识到什么是什么，这个还有整个时代的思想。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人意识到什么，就是思想不够新了。可是实现问题是不是这个，我们从后来一看，其实也未必是这样子。辛亥革命如果没有成功，你意识到清朝的所有都是毛病，从一到一百全部都是毛病，会不会其中有七成不是毛病？所以，意识到什么是什么呢？
　　八、结语
　　最后，因为时间到了，我必须要稍微做一个总结。
　　我们的思想层次之间，我认为并没有优先的顺序。我们现在讨论思想的时候，都是抽象影响到实际，上阶层影响下阶层。
　　可是，在“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那篇小文里面我举了很多例子，在历史上，很多都是下影响上的，由下上升到上，由殖民地回去影响母国。我们都想殖民地怎么可能影响母国？母国支配殖民地的所有生活形式，可事实上南美的很多东西都回过头影响当时的英国、西班牙；下的很多变成上的，而不是上影响下，所以，层次之间没有截然固定的关系。
　　第二个，影响可能不只有上下，而是四面八方地像风一样吹。你怎么确定你受的影响一定是上呢？为什么不是陆扬给我的影响呢？旁边来的影响呢？所以我们都受“上、下”这些现代概念的影响，可事实上，是四面八方的像风一样吹的东西，你只能说这里面最多的是上和下的影响。
　　我在那一篇短文《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中举了一个例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当然是里程碑之作，但你如果换一个角度细读这一本书，其实就是下影响上的历史。胡适《白话文学史》虽然他没有这个观点，可是因为我的读法不同了，他其实整本书就是告诉人们，所有有价值的的东西原来都是下层的。他写到了唐结束前，最后他问一个问题，《孔雀东南飞》这个到底是不是受印度佛本行臧的影响，还是受本土的影响？鲁迅在一本很小的书《汉文学史纲要》里面，其实都在反驳胡适跟陈独秀：他认为，包括《孔雀东南飞》这些都有很深的本土渊源，不能全然讲是印度影响。在我的角度看，胡适那个书讲的就是下影响上。所以不一定下影响上，也不一定是上影响下，有时候是像风一样吹来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思想不是多数决定。我提倡思想要分layers来看这样我们能更了解，可并不是最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才是改变历史进程最大的思想。
　　我刚才讲程朱陆王，一开始也是少数人。五四运动一开始就那几个人，陈独秀到了晚年，人家去看他的时候，陈独秀跟他讲：“只要你跟我两个人相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是有价值的。”我想他会讲这个，像我就从来不敢这样讲，可是他们敢这样讲，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就是他们几个人，而且到处都要捉人写文章，可是后来它形成一个大的运动。
　　所以，我并不是说划分层次，或者讲思想跟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就一定认为被多数人接触，其实反而未必。
　　你看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人缘最坏，孤傲，动辄就离开黄埔军校跑回浙江去，孙中山就得派汪精卫去把他劝回来，最后还是他赢。最近中研院很多朋友都在看陈克文的日记。，陈克文是当时汪精卫旁边的人，你看那一本日记，当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要跟日本和解，那个才是多数。只有蒋认为要打，结果到最后还是少数赢了。
　　我是用这些例子讲，我做的这些并不是认为，思想可以直接化约为生活。不能没有这些大思想家。当然，好多大思想家毫无影响的也有。有些大思想家，一百年、一千年后才发生影响的也有。我只是说，层次要分出来，纵深要看清楚，而我的出发点是从历史了解。当然，如果要品尝他们的思想深度，当然要看这些大思想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这么纵深的世界、这么复杂的世界，有这么多的层次，要对这些有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对思想、思想史以及历史的了解，就会比较减少一些出入。
　　以上是不成熟之谈，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

　　本次演讲是王汎森3.14在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第二讲。

（感谢赵寻老师和姚斯青老师对本文编辑、校对所做的贡献。）     

　　搜狐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shakencity

学习

shakencity

shakencity

shaken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