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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对英国女王的答复

<strong>［按］</strong>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少使政治家们、社会公众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信任危机。虽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并不能对金融危机负有完全的责任，但是，认为危机的爆发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们毫无干系，恐怕连经济学家们也是不能苟同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看看英国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如何解释吧。


女王陛下启
白金汉宫
伦敦
SW1A 1AA
卡尔顿街10号
伦敦SW1Y 5AH
电话：+44 (0)20 79695200
传真: +44 (0)20 7969 5300
2009年7月22日
女王陛下，
您在去年十一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曾问得很正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英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6月17日就您提出的问题召开了了一次论坛，一大批来自商界、全市上下、其监管机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都参与讨论并献智献策。这封信总结了参会者的观点及他们在讨论中阐述的一些因素，我们希望这能够给您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的确有一些人预见到了危机。但是，却没有人对此次危机具体的发生形式、发生时间及危害程度进行准确预见。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预见到问题本质，也要预见其发生时间。同样重要的还有寻找行动的意愿，并保证当局有适当的建构作为部分权力去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关于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失衡警告。比如，国际结算银行多次表达了他们对金融市场风险未被合理反映的担忧。我们自己的英格兰银行在双年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对此提出了诸多警告。风险管理被视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主要银行中的一家——目前已经基本国有化——据说有4000个风险管理者。但困难是将系统视为整体而非具体的金融工具或贷款来看待风险。尽管使用了国内外最优秀的数学头脑，但风险计算通常被限制为金融活动的枝节。这也使得这些数学家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全球经济失衡亦是很多人的担忧。我们已经享受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这也使得许多贫困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这种繁荣导致了现在被称为的“全球储蓄过剩”。 这使得更安全的长期投资回报率非常低，反过来又使许多投资者冒着更大的风险寻求高回报。得益于中国的崛起，英美等国享受到购买商品的低成本，同时英国的家庭和企业可以很轻易地获得金融系统的资金，这些都导致了英美房价的进一步增长。许多人也对这一危险性大加警告。
但不顾这些警告，更多人深信银行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相信那些金融奇才找到了新的更为聪明的方法去管理风险。实际上，一些人正是宣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去分散风险，并几乎已经完全转移了风险。几乎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例子能够阐释这种一厢情愿的傲慢思想了。此外，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金融市场已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家都被市场深深吸引。这些观念受那些善于预测短期和小风险的经济金融模式的诱导，但却几乎无法胜任解释当事情变得像如今这样糟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人们信任银行，因为其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汇集了全球范围广招而来的英才，而其非执行董事都有过镶着金边的社会生活履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他们无法胜任审核自己所管理组织的风险。一代银行家和金融家既在自我欺骗，又在欺骗那些认为他们是先进的经济体系中运筹帷幄的总工程师的人们。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在这种普遍“感觉良好”的环境下，想要减缓这种发展的进程是非常困难的。家庭受益于低失业率、廉价消费品和立即可用信用。企业受益于较低的借贷成本。银行家获得丰盛的奖金并在全球范围扩大他们的业务。政府受益于高税收，这使得他们能够增加学校和医院的公共开支。这必将导致人们从心理上拒绝减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错觉而非美德助长的循环。
对那些承担风险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来说，困难同样存在。有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应当是“在聚会高潮时撤走酒杯”。但这已经假定了他们拥有需要这样做的工具。（监管部门）面临的普遍压力是宽松的管制——点到为止即可。伦敦（及金融服务管理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誉为全球金融监管的典范。
一种广泛的共识认为，与其试图提前规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反倒不如在泡沫发生后去处理它。经验支持了这个观点，特别是在美国，在千禧年到来之后，一场萧条或多或少因为“网络”泡沫的破碎而被避免。这支持了我们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后再引导经济摆脱困境的观点。
偏低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造成任何经济过热的警示。恪尽职守地，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已贡献了前所未有的一段通货膨胀率低而稳定的时期。但这意味着按照历史标准来说的利息率是偏低的。因此，有些人也认为政策并没有有效地契合规避风险的目的。一些国家提高利息率来“顺应风势”。但总体而言，普遍看法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是防止通货膨胀，而并不是调节经济中更广泛的不平衡。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每个人看起来都依其自身能力各司其职。根据判断成功的标准，他们通常都做得很好。失败之处在于，对于这一系列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力机构能够管辖的相互关联的不平衡，这种各司其职能够多大程度上促进整体的正确性呢？这一点，再加上公众的羊群心理和财政及政策大师的咒语，实则是开出了一剂危险的处方。每个人的风险看起来的确很小，但对整个系统来说，这个风险却是巨大的。
因此，女王陛下，作为总结，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没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国内外诸多智者身上集思广益，从整体上来理解系统的风险。
由于您提出的问题核心是预测失败，英国社会科学院在此提供了一些想法，探讨如何让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务、创新与技能部及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局的政府雇员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共享的大局观能力，让您再也无需问这个问题。科学院还会就“再也无需”这个问题召开另一次更深入的研讨。我们也会将结果呈递给女王殿下。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传递了一次有益的冲击。它是否会向积极的方向演变，依赖于我们在剖析教训，以史为鉴中的坦诚。
此呈 尊敬的女王陛下
您最恭敬和顺从的侍者谨上
蒂姆·贝斯勒教授（Tim Besley）英国社会科学院会员
彼得·罕尼诗教授（Peter Hennessy）英国社会科学院会员
格林尼治时间2009年8月15日周六0：01分之前严格保密

函授地址：
杰弗里·M·哈吉森（Geoffrey M. Hodgson）教授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哈特菲尔德镇，赫特福特郡
AL10 9AB
2009年8月10日
女王陛下启
白金汉宫
SW1A 1AA
女王陛下，
我们写这封信既为了回答您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也为了回应蒂姆·贝斯勒教授（Tim Besley）和彼得·罕尼诗教授（Peter Hennessy）在7月22日对您的问题做出的回答。
我们赞同贝斯勒和罕尼诗教授的很多观点——主要是下面一段将要归纳的，但是我们认为，其总体论证不够充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家本身的培养及文化中存在的缺陷。
他们在信里正确地提到“一些最优秀的数学头脑”参与了风险管理中但“他们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许多人相信，风险已经被安全地分散并通过“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已经“几乎完全转移”了……“几乎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例子能够阐释这种一厢情愿的傲慢思想了……所有的政治家都被市场深深吸引”。总而言之，他们做出结论,“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没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国内外诸多智者身上集思广益，从整体上来理解系统的风险”。
除了他们信中提到的这些因素外，我们认为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前沿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前沿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瓦西列·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都抱怨说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了（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抱怨提供文件证明）。
1988年，美国经济协会就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状况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1991年经济文献期刊发表的一篇严峻的控告书中，委员会表达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太多精通技术工具但却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的担忧。
至今，为纠正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仅是杯水车薪。因此，关注狭隘的正规技术在世界特别是英国成为了大部分主流经济学部门的宠儿。
贝斯勒和罕尼诗教授的信中并没有考虑到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是怎样使经济学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的。它未能深入思考狭窄领域的专业化探究之驱动力，亦未能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例如，它没有考虑目前享有盛誉的教育机构在培养经济学家时其经典心理学、哲学、经济史的教育缺失。它没有提到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它同样也没有思考经济学家是如何“被市场深深吸引”的，没有思考很多经济学家是如何广泛而大力推进这种简单而鲁莽的市场解决方式的。
我们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该知识体系需要对心理学、体制结构和历史先例熟谙于心。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性非量化的警告应当被予以更多的关注。
我们相信，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即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型——成为了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陷在许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的为寻找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中进一步加剧。
有一种判断只能在文学或历史的濡染下才能获得，而正规数学模型是无法将其准确表达出的。这应是正规经济学教育的本质部分，但却被世界上大部分前沿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所遗漏，其中包括英国最前沿的经济部门。
模型和技术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我们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模型和技术，它应当更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
总之，贝斯勒和罕尼诗教授的信忽视了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我们恭敬地提交了这份从另外一些因素出发探讨部分问题的报告，正如上文所述。因为那些出现了我们警告过的这些问题的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英国国民正在阻碍我们的职业。不幸的是，目前，我们发现自己仅是少数。如若女王殿下对这些问题及成因有更进一步的意见，我们将洗耳恭听。
您最恭敬和顺从的侍者谨上
雪拉·唐（Sheila C. Dow）；彼得·厄尔斯蒂 （Peter E. Earl ）；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 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C. Harcourt）; 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 斯坦利·梅特卡夫（J. Stanley Metcalfe）; 保罗·欧默罗德（Paul Ormerod）; 布里奇·罗斯威（Bridget Rosewell）; 马尔科姆·索亚（Malcolm C. Sawyer）; 安德鲁·提勒考特（Andrew Tylec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