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幸福感地图：泉州最好 深圳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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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幸福感地图：泉州最好 深圳最差
　　4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情绪倦怠感”、“社会距离”、“社会支持”四项指数进行了分析。对农民工幸福感进行解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个人生存层次的需求满足，由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最低。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表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6亿，形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也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发起此次调查。调查选取全国各省份20个主要用工城市进行对比，数据从从事农民工职介及发展研究的工众网农民工数据库（截至调查时共有注册用户532.9971万人）中随机抽取样本，由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采取电话调查方式进行访问，收集到有效问卷2473份，这是首次针对中国农民工主观生存感受的调查。
　　幸福感偏低，生根渺茫
　　根据《报告》的调查分析，从生存、关系和发展三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这三个维度，同时对应着农民工对生存、生活、生根的追求。报告显示，农民工的幸福感，更多来源于个人安全和健康状况等“生存”层次的幸福感，“关系”层次的幸福感较低，而基于“发展”层次上的幸福感最低。这说明，社会为他们发展和改变社会地位提供的途径，让他们更为失望。
　　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通过“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辈打工的积累，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但他们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平等的享受城市生活，最终在城市生根。但原社会关系被割裂，新社会关系陷真空，致使他们成为了“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鸟”，生根非常渺茫。
　　《报告》显示，不同工作状态的农民工，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有工作和无工作在很多维度上的幸福感是相同的，这说明工作所带来的幸福感很低。从用工市场来看，招工难与找工难并存，短工化就业趋势显著，有工作岗位，并不能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他们并不害怕就业难，而是面临择业难，因看不到上升路径而迷茫。
　　女性在整体幸福感上高于男性，男性对未来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等的幸福感都偏低。不同年龄的样本出现较明显差异：年轻人（16-25岁）群体在幸福感和社会支持感上都要高于年龄大的群体（26-44岁）。
　　对于年龄大的农民工，情绪倦怠感更高，社会距离感也略高于年轻群体，他们的主观生存感受，从各个维度都分析，都相对要差，这说明现代社会需求农民工的工作，主要还是体力工作，年龄增长和经验积累，没有带来幸福感增加，却因为劳动能力的逐步丧失，产生更多的情绪倦怠感和社会距离。教育程度的限制，也让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感到更加无能为力。
　　《报告》还显示，无论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短，农民工幸福感和情绪倦怠感差异并不显著。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胡平教授表示：“这说明城市生活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支持来源，城市生活对农民工没有提供明显的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迷茫的群体
　　工众网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新生代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比率高达96%，他们通常都使用QQ聊天、QQ空间、腾讯微博，而在微博中最典型的是表现是喜欢转发，而不喜欢评论或原发。由此可见，他们积极关注这个世界，但因为缺乏归属感、认同感，自认为没有“话语权”而选择了“沉默”和“围观”。
　　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交流中发现，他们定义的"幸福工作"是一份"体面工作"，体面包括收入体面、硬件环境体面、权益保障完善、有交往有生活，能够得到尊重关注，可以向上发展。”李久鑫博士表示：“新生代中将近30%都有创业的欲望，但在问到他们具体的规划时，就一头雾水。他们渴望向上，但都迷茫看不到发展，所以只能通过不断换工作来寻求解决，但"短工化"式的就业，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实质的提高。”
　　《报告》的数据显示，25岁以下农民工群体中3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社会地位，68.2%的人认为自己是属于社会底层。新生代农民工在刚开始打工时满怀希望，但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不满意，工作不满意，对未来的发展一片渺茫，抱怨越来越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幸。
　　而如果让农民工再有选择的可能，46.2%的农民工愿意选择继续留在所在的城市，还有23.3%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去别的城市。这些结果说明，就算城市并不是完全接受他们，还是有70%的人愿意留在城市中，而这些人中，新生代农民工占70%以上。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依赖感还是远高于年龄大的农民工，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依赖于所在的城市，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城市生活。
　　李久鑫博士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政策上的扶持，更应该从企业角度呼吁，将“蓝灰领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上日程，不要仅仅把农民工作为一个人手，更要作为一名有尊严的人来管理，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及职业发展规划，第三方社会组织机构也更应发挥积极地作用，让新生代在面对“迷茫”时知道如何来寻求解决。
　　泉州最幸福，深圳最差
　　在全国不同区域和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也存在差异。于是出现了新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地“用脚投票”、“漂泊”在城市间。数据显示，中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农民工主观感受存在较大差异：单从幸福感来看，泉州、青岛、长沙排名前三，上海（第18位）、东莞（第19位）、深圳（第20位）居末三位。
　　具体到城市，农民工生存感受差异较大：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个城市，分别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由此可见，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对应，在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社会经济竞争并不剧烈的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
　　在对农民工幸福感进一步从“生存、关系、发展、生活水平、家庭关系、工作学习、社会地位”七个维度时发现：泉州在“生活水平、工作学习”的维度上排名首位，在“发展”、“生存”维度上排名第二、三位。由此可见，泉州的城市环境及经济发展可能更适于农民工生活，社会经济竞争并不非常剧烈，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同时在学习和发展层面给与农民工的机会可能更多。
　　而进一步分析25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发现整体农民工的幸福感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城市排名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杭州。杭州整体农民工幸福感排名第7位，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排名降至第15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杭州的评价明显低于老一辈农民工的评价。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北京的排序亦低于整体对它的排序，而天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提高。
　　李久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满足于基本“生存”、追求更多享受和发展的一代，他们渴望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进而在城市“生根”。在上海和浙江的农民工收入，虽然比在中部的农民工收入高，但实际花销也最大。尤其是杭州和上海等地，房价收入比非常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生活”的成本更高，“生根”的梦想更加遥远，这可能是导致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低的一大因素。</td>